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知道为啥不？包拯当开封市市长的时候，年薪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有一千万左右。宋朝宰相一个月的工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元人民币。这说明宋代官员的俸禄非常高，这也是一种高薪养廉的思路，所以两宋时期很少有贪官。
包拯的工资到底有多高？如果按北宋中期物价换算，他每月拿150贯现金，相当于现在10万元左右。
他还有粮食补贴，每月100石，价值2万出头；还有各种“补助”，比如“茶汤钱”“厨料钱”，加起来又是几万元；衣服补助、节日赏赐、差旅津贴、办公经费等，样样有明细。
综合算下来，包拯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30到150万元人民币之间，考虑物价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千万年薪，这个数字并不夸张。
宰相的月薪则更高，购买力可抵现代30万元以上。
但重点不在于“给得多”，而在于“管得紧”。
在宋朝，想贪？代价可不是开除那么简单。
《宋刑统》明确规定：贪污一尺绢，杖四十；五匹绢，流放一年；二十匹，直接处死。
什么叫“一尺绢”？不到0.3米布料，价值不高。
也就是说，只要沾了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要挨打甚至坐牢。
更恐怖的是，贪腐的定义非常广泛，不只是现金，哪怕是请吃饭、送礼物，甚至借房子住，只要算得上“受惠”，都算赃物。
更狠的是“连坐制”，下属贪污，领导负连带责任，轻则降职，重则罢官。
这种制度让每个官员都必须“盯牢”身边人，谁也不能放松警惕。在这种高压线下，“贪”的成本被无限放大。
但宋朝的治理智慧，还不止于“吓唬人”。
他们深知仅靠严刑峻法不长久，还得从制度上把贪腐的空间压缩到最小。
每三年一次的“磨勘”，就像现在的公务员综合考评，要考政绩、看风评、查廉洁。
不合格的，升迁无望，甚至直接革职。
同时，还有御史台、谏院这样的独立监察机构，专门管官员的事，级别再高也照样查，哪怕是宰相，也得接受弹劾。
再来看“不能贪”的另一个方面：福利保障。
在宋代，退休的高级官员可以继续领一半俸禄，生活无忧；医疗有专属机构给官员和家属免费看病；子女还能通过“荫补”制度直接入仕，解决后代前途。
这些配套政策，直接切断了“贪一笔养老钱”的心理动因。换句话说，官员不再需要为了老来无靠而“未雨绸缪”。
从数据上来看，这种系统化的反腐机制确实起到了作用。
北宋167年间，有记载的重大贪腐案不到30起。
而对比明朝，276年间，重大贪腐案超过1000起。
从严嵩到刘瑾，明代的“巨贪”层出不穷，几乎成了历史教材里的“负面典型”。
宋代的这种“少贪局面”，并非靠一两项政策达成，而是高薪、严法、制度和福利四者形成了合力。
给足体面生活，是物质保障；设立高压线，是行为警戒；建立监察网络，是过程控制；完善官员福利，是心理安抚。
这种多维度的反腐治理，比单一手段更具韧性。
但也不能神话宋朝，进入南宋中后期，吏治开始松动，贪腐案件逐渐增多，说明制度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有些特权制度，比如“荫补”，也确实带来阶层固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恰恰提醒我们，反腐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系统工程，制度的执行力、与时俱进的改革能力，缺一不可。
这套“高薪养廉”的机制，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仍有现实意义。
在不少国家，反腐手段高度依赖“抓大案、办要案”，但如果缺乏日常制度的约束和保障，腐败就像割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反之，若薪酬过低，保障不足，也容易让人“铤而走险”，陷入恶性循环。
当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在反腐问题上反复拉锯，不断爆出官商勾结、司法腐败、制度漏洞时，不妨回头看看宋代的经验。
那是一个古代社会在制度设计上的高光时刻，也是中国历史在国家治理智慧上的一次集中展示。
从更宏观的国际视角来看，欧美国家在反腐方面，很多时候更注重透明度建设、媒体监督和公民社会的参与。
但这一模式在面对深层次的利益结构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尤其在金融、军工、能源等领域，制度设计被利益集团反复穿透，导致反腐“雷声大、雨点小”。
相比之下，中国式反腐更强调顶层设计与系统治理。
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实践，到“打虎拍蝇”常态化，再到公务员薪酬结构和制度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某种程度上正是“高薪+严法+制度+保障”这一宋代思路的现代化延伸。
宋朝的“养廉系统”，用千年的时光验证了一个朴素逻辑：不给贪的理由，不留贪的缝隙，不给贪的空间。
这不仅是一种反腐手段，更是一种治理态度。
你觉得，在今天的社会里，靠高薪真的能“养廉”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参考来源：
《宋朝“高薪养廉”的罪与罚》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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