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照片里,一个女人瘫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把刚从土里抠出来的草根,正往嘴里送。

她的眼神是空的,不是绝望,也不是痛苦,就是空空荡荡,好像魂儿早就饿飞了。

这事发生在1942年的河南,不是演戏,是真事。

这张照片就像一根针,隔了这么多年,看一眼,心还是会猛地疼一下。

1942年开春,河南那片地界儿,老天爷就像焊死了水龙头,一滴雨都不给。

地里的土都干得裂开了大口子,那缝儿宽得能塞进一个小孩的拳头。

庄稼?

别提了,刚冒出点绿芽,太阳一晒就焦黄了,风一吹就成了末末。

从豫东到豫西,上千里的地,瞅不着一点活气儿,跟火烧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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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大伙儿还能靠着家里存的那点陈粮混日子。

后来陈粮吃完了,就开始吃糠、吃麸皮,再后来就是牲口的料。

等到这些都没了,就只能往野地里跑了,挖草根、剥树皮。

三门峡那边,一群女人瘦得跟柴火棍似的,跪在荒地里,用手一点点刨土,找那种发黄的草根。

找到一根,就赶紧塞嘴里嚼,嚼得很慢,没力气,眼神也直勾勾的,跟木头人一样。

美国记者白修德就把这一幕给拍下来了,没声音,但比喊出来还让人难受。

到了四月份,情况更糟了。

家家户户的锅底刮得比脸都干净,村子周围的树,皮都被剥光了,白花花的树干戳在那,看着瘆人。

地里的草根也快被挖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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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蝗虫来了。

那玩意儿一来,黑压压的一片,把天都给遮住了,嗡嗡的响声听得人头皮发麻。

它们飞过去,地里别说庄稼了,连根杂草都给你啃得干干净净。

许昌县的县志里写着,那时候的人,只要是能填肚子的东西,不管啥味儿,都往嘴里塞。

有人把土和着野草煮成糊糊,骗家里的娃娃,说这是“观音土”,吃了不饿。

其实那玩意儿吃下去,肚子是胀了,可人也离死不远了。

夏天一来,四十多度的高温,地表烫得能烙饼。

井也干了,河也断流了,最后一丝活路也给堵死了。

人就像被扔进了一个大蒸笼里,活活地烤着,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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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到处都是倒下的人,一开始还有人收尸,后来太多了,就那么扔在路边,慢慢烂掉。

那个民间流传的顺口溜说得一点不假:“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照片里那个嚼草根的女人的眼神,其实已经不是想活了,就是饿到极致,肚子里最后一点抽搐的本能反应。

在村里等死不是个办法,总得找出路。

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拖家带口,开始往西边走。

都说陕西那边有活路,有粮食。

可这条路,比嚼草根还难走。

从河南到陕西,几百里地,全靠两条腿。

陇海铁路线两边,全是逃荒的人,一波接着一波,像黑色的潮水,慢慢地往西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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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洛阳的火车站,那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人挤人,人挨人,空气里混着汗臭味、屎尿味,还有人死前的那股子气味儿。

当爹的抱着孩子,孩子早就饿得没气儿了,可当爹的还抱着,不撒手。

当儿女的搀着老的,走着走着,老的就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

《大公公报》有个叫张高峰的记者,他后来写文章说,光是洛阳城门外头,一天就能捡到上百具尸首。

逃荒的队伍到了洛阳,以为能喘口气,结果城门有兵守着,不让进。

说他们是“盲流”,是累赘。

警察拿着柳条子抽人,把人往城外赶。

乡里的保长更狠,灾民都这样了,他还挨家挨户催军粮,交不出来就扒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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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家庭,就这么在绝望里散了。

为了换口吃的,有当爹妈的,把亲生孩子扔在路边,自己磕个头就走了。

不是心狠,是实在没办法,再带着,就是一块儿死。

逃到三门峡,黄河挡住了路。

日本人占着北边,河上都封锁了。

豫北的灾民想过河,比登天还难。

有的人把家里最后一点东西都给了船家,有的人甚至卖儿卖女,就为了换一张船票。

可就算上了船,浪头一来,小船说翻就翻,一船人就这么没了。

到1942年秋天,当初踏上这条逃荒路的人,十个里头,能有一个活着到陕西就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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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有记录说是三百多万。

这背后,不光是天灾,还有人祸。

老百姓都快饿死了,国民政府的救灾粮迟迟不来,征粮的命令倒是一道接一道。

当时的《大公报》都看不下去了,发文章骂:“饿着肚子纳粮,卖田也要交粮”,这不就是杜甫诗里写的《石壕吏》吗?

活生生就发生在眼前。

就在这片饿殍遍地的土地上,有两个“外人”的眼睛,正冷静地记录着这一切。

1943年初,一列往重庆开的火车上,坐着两个美国记者。

一个叫白修德,是《时代》周刊的;一个叫哈里森·福尔曼,是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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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开得很慢,窗外的景象,让这两个见多识广的外国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村庄是死的,没有一户冒烟。

田地是死的,光秃秃一片。

路上躺着的黑点,离近了才看清,是尸体,有大人的,有小孩的。

白修德在他的本子上写:“火车每往前开一里路,我就能看见一具新的尸体。”

火车在洛阳停了一下,白修德像疯了一样冲下车,奔向电报局。

他要马上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发出去。

那篇报道的标题叫《等待收成》。

他把灾民吃草根、吃树皮、卖儿卖女、倒毙路旁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府的征粮政策,是如何把老百姓推进死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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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曼也没闲着,他的相机一直在响。

他拍下一个男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怀里抱着个眼看就不行的婴儿,眼神麻木。

他还拍下了那个后来震惊世界的画面:一个女人蹲在地上,费力地嚼着一根干草。

这张照片,后来被送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白修德的报道发回重庆,就像扔下了一颗炸弹。

重庆的大人物们一开始还不信,觉得是这个美国记者在夸大事实,博眼球。

直到福尔曼的照片摆在他们面前,那种视觉冲击,再也没法抵赖了。

国民政府这才慢吞吞地开始有所行动,调拨了一些救灾物资。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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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万人已经没了,剩下的,也在饥饿的边缘线上挣扎。

白修德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那些河南人不是牲口,他们是一个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民族的后代。

面对死亡,他们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揭竿而起,只是那么安静地、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福尔曼的那张照片,后来传遍了世界。

白修德也因为他的报道,惹恼了国民政府,差点被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