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气这东西，有时候是蜜糖，有时候是枷锁。
1982年，路遥就结结实实地被这副金枷锁给铐住了。
一部《人生》让他火遍大江南北，走到哪儿都是鲜花和掌声，可他自个儿心里发毛。
这个从陕北黄土疙瘩里走出来的汉子，最怕的就是被当成猴一样围观。
别人请他去讲座，他讲着讲着，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头，突然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感觉自己像个骗子。
他后来跟朋友说，那时候真想地上有条缝，一头钻进去就再也别出来。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趁热打铁，再写几部《人生》这样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时，路遥却一脚刹车，掉头钻进了牛角尖。
他心里憋着一个更大的念头，一个能把他自己掏空的念头。
他要写一部能反映中国近十年变迁的全景式小说，要把他熟悉的那片土地上，那些普通人的挣扎、奋斗和命运，原原本本掰开了、揉碎了，再立起来，给时代做个见证。
这个想法一出来，就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知道，这不叫写作，这叫玩命。
但他那股倔劲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决定从名利场上“失踪”，把自己扔进一场前途未卜的苦役里。
路遥做事，从来不是头脑一热。
他给自己立了个军令状：动笔之前，先准备三年。
这三年，他过得不像个作家，倒像个准备考状元的秀才。
他把自己关在西安的家里，那间小屋子很快就被书给淹了。
从中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百年孤独》，一百多部经典，他不是看，是啃。
柳青的《创业史》，他翻来覆去读了七遍，书页都起了毛边，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画的道道、写的批注。
他是在找一条路，一条能通往他心里那部巨著的路。
光读书还不够。
他要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这十年发生了什么，老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必须搞得一清二楚。
他托关系，找来了这十年间几乎所有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合订本。
那玩意儿死沉，摞起来比人都高。
他就那么一页一页地翻，一天一天地看。
从国家大事到社会新闻，甚至猪肉价格涨了几分钱，他都拿个小本本记下来。
报纸的纸张又硬又脆，翻得多了，指头尖全被磨破了，渗出血丝。
疼得受不了，他就找块布条把手指缠上，用手掌压着继续翻。
三年下来，他的手指上落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脑子里也装下了一部活生生的当代史。
这期间，他也没闲着。
一有空就往陕北老家跑，跑到乡下、煤矿、集市，跟各色人等聊天。
他蹲在田埂上跟老农聊收成，钻进黑乎乎的矿井里跟工人一起啃又冷又硬的馒头。
他不是去采风，他是去“生活”。
他要知道农民的一滴汗水有多咸，矿工的一次呼吸有多重。
这些东西，报纸上没有，书本里也没有，只有一头扎进生活的最深处，才能捞得上来。
这三年，路遥把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容器，把知识、历史和生活搅和在一起，用自己的精神之火熬着，就等着开炉的那一天。
1985年秋天，路遥觉得火候到了。
他扛着两大箱子资料，揣着几罐咖啡和十几条香烟，一个人跑到了铜川的陈家山煤矿。
他要在这里，开始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他故意选了这么个又偏又苦的地方，就是想断了自己的后路，让自己除了写作，无处可逃。
可真坐到书桌前，脑子却空了。
小说的开头怎么写？
他一连三天，一个字都憋不出来。
稿纸揉了一团又一团，屋里地上一片狼藉。
他急得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不停地抽烟，来回踱步。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就没那个能耐，当初那个宏大的计划，就是一个笑话。
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他想起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大意是说，好戏要往后放。
他一下子就通了。
他决定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开场白，就用最朴素、最笨拙的方式，像个说书人一样，把故事的门帘子慢慢掀开。
于是，那个后来被无数人记住的开头诞生了：“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这扇门一打开，路遥的创作就进入了一种疯魔的状态。
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
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常态，有时候写顺了，能连着干二十多个小时。
他学着柳青，在墙上贴了张进度表，写完一章，就用红笔划掉一个数字，那感觉，就像打了场胜仗。
他的人已经完全活进了书里。
当他写到孙少安的砖窑倒闭，山一样的大汉嚎啕大哭时，路遥自己也趴在桌上，眼泪止不住地流。
当他写到田晓霞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孩子而牺牲时，他更是悲痛到无法自持，扔下笔就冲出房间，一个人跑到矿区荒凉的铁轨上，蹲在那儿哭得撕心裂肺。
他不是在写一个人物的死亡，他是在为自己一个亲人的离去而哀悼。
第一部写完，洋洋洒洒几十万字。
路遥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满怀希望地寄给了当时国内最好的文学期刊《当代》。
结果，等来的是一封冰冷的退稿信。
编辑的意见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确：节奏太慢，不符合现在的阅读潮流，读者恐怕没耐心看。
路遥不信邪，又转投《收获》《十月》，结果都是一样，石沉大海。
这盆冷水，从头到脚把他浇了个透心凉。
他一个成名作家，竟然没有一家杂志肯登他的心血之作。
那段日子，他抽烟更凶了，整个人都蔫了。
可路"遥"骨子里就是头犟驴。
短暂的消沉过后，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又上来了。
你们说不行，我偏要写下去！
他带着手稿，没回西安，而是直接扎进了陕北甘泉县一个更偏僻的招待所。
第二部的创作，就在一个夏天还得生炉子取暖的窑洞里开始了。
那里的条件比煤矿还差，窑洞阴暗潮湿，墙壁上直往下掉土。
他经常饿着肚子写作，唯一的“伴儿”，是一只和他“和平共处”的老鼠。
夜深人静，他写得筋疲力尽时，就抬头看看远处县城家属楼里透出的点点灯火，心里想着别人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回头看看自己这孤灯冷壁，长叹一口气，又埋头写下去。
写到第三部的时候，路遥的身体彻底垮了。
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上不要命地抽烟喝酒，他的肝病严重恶化。
他开始频繁地吐血，有时候写着写着，一口血就喷在了稿纸上。
他知道，死神已经站在他身后了。
他怕，但他更怕的是，书还没写完，自己就先倒下了。
他想起了他的文学偶像柳青，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也是积劳成疾，最终撒手人寰，留下巨大的遗憾。
他绝不能重蹈覆辙。
他是在跟时间赛跑，跟死神抢命。
1988年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团圆。
路遥一个人在榆林的宾馆里赶稿，实在撑不住了，就拿出女儿的照片看看，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为了这部书，他亏欠家人太多了。
这份愧疚，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也支撑着他。
1988年5月25日，在甘泉县招待所，他终于为这部百万字的巨著，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当写完“全文完”三个字时，他整个人都虚脱了，六年来的所有孤独、痛苦、煎熬，在那一刻全都涌了上来。
他什么都没想，只是猛地推开窗户，把自己那支用了六年的英雄牌钢笔，使出全身力气，远远地扔了出去。
他赢了和文学的这场豪赌，却输给了自己的生命。
四年后，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病逝，年仅42岁。
他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如何被千千万万的读者捧在手里，也没有听到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评价：“指手画脚谁不会？
能写出《平凡的世界》这种水准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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