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那天，我刷到杨本芬83岁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新闻，手机在手里一抖——83岁，四本书，70万册，却用了整整60年婚姻里的沉默换来。她到底赢了吗？还是终于把输掉的自己一点点捡回来？”
她17岁被时代一脚踹到田里，户口本上“成分”两个字比命重。 恋爱时，吕嵩说“结了婚送你去读书”，结果红本一盖，她就变成了县医院家属院里那个最安静的影子。 吕嵩不坏，不赌不嫖，还年年评先进，回家却像关错门的冰箱——温度永远不对。 杨本芬想离婚，可身边连个说“可以离”的人都没有。 她把痛翻译成风湿，关节肿得发亮，再翻译成工位上的假条。
2003年，母亲走了。 她蹲在火葬场门口，突然意识到：如果没人写下来，母亲就像没来过。 于是63岁的她，在女儿家4㎡的厨房开战——小凳当椅，高凳当桌，锅铲声是背景音乐。 不会打字，就画格子练五笔；不会排版，把稿子打印出来拿剪刀浆糊贴。 凌晨三点，她还蹲在瓷砖上，用膝盖顶着电脑回复读者，像抓住漂来的木板。
《秋园》第一句就写：“妈妈活过，不是一粒灰尘。” 80岁，处女作，豆瓣第二，34万册，印厂机器烫得发红。 签售会上，有年轻女孩递书：“我外婆也这样过了一辈子。” 杨本芬摸了摸那女孩的手背，说：“那你替她也活一次。”
写到第四本《豆子芝麻茶》，她把60年婚姻的裂缝摊成马路。 有人问她恨不恨吕嵩，她摇头：“我写完了，他就变小，小到可以放进句号。”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反问：“后悔能当饭吃？”
现在她每天6点起床，先给阳台的葱浇水，再打开电脑。 她说写作像补袜子，“哪破补哪，补着补着就成了一双新袜子”。 83岁，她终于把名字写进中国作协的花名册，却更在意邮箱里陌生读者发来的“我今天鼓起勇气提了离婚”。
那一刻，我觉得她赢了。 不是赢了谁，是赢回了自己——那个17岁想读书的姑娘，终于从60年的沉默里走了出来，手里还握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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