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涛兄寄来新著《通宝中国》。他是历史研究者和古币收藏家，我却是古代经济史和钱币研究的外行。但读罢掩卷，还是决定冒昧写点读后感。
电视剧《雍正王朝》有个情节，官员孙嘉诚进谏反对老八主持发布的新钱，原因是改变了铸币时铜和铅的比例，看上去很光鲜，但带来更多金融风险。初看这段时不解，我以为铸币无非就是个工具，能流通就行。读完《通宝中国》才明白铸币的诸多门道，所谓“祀与戎”的国家大事，核心仍然是钱，而钱的流通符号——钱币，隐含着太多面子和里子的问题。
我们常常羞于谈钱，但王朝最大的两件事祭祀（合法性）和军事（武装力量），都需要大量的钱。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往往代表权力、地位和与超自然沟通的能力，而这种高端铸造能力，无异于当时的载人航天和芯片技术。开采，冶炼，雕刻，融铸……一件青铜器的制造包含多项技术和艺术门槛，无不是以国力为基础才能完成的。再到始皇帝的封禅，乃至宋真宗都要大搞“东封西祀”，每一次事关皇权合法性的形象工程，都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投入。战争更是如此，“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武皇开边，把文景的家底几乎败光。历朝历代的国防、征讨、平叛都要大把花钱。因此，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不是喜欢大兴土木花天酒地的昏君，国家都需要大量的财富来支撑合法性建设和军事开销。钱币，便承担起汇通天下、宣示皇权、汲取民力的重要手段。
由此，我们一方面能理解秦统一货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从围绕铸币的形制和金属含量，来看古代帝王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以及民间与皇权在货币上的博弈。
我们如今对假币深恶痛绝，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连假币也逐渐销声匿迹。但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假币，除了不法分子贪图利益之外，也有民间的苦衷。比如明代以前，白银没有广泛进入流通，铜币几乎是唯一的货币，皇帝铸币用料就大有讲究，货币的材料价格高于币值，百姓自然会囤积铜币熔铸成铜器才更值钱；如果货币的材料价格大大低于币值，不用疑问，那就是皇帝在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比如动不动制造“值百”“值千”的铜币，但真收税的时候又收面值更低的五铢钱。汉武帝征讨匈奴的军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三个方面：卖官、盐铁官营和滥发货币。拿到币值虚高的大票，在实际交易中却没法按照币值消费，造假币就成了屡禁不绝的现象。
我们一直以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而自豪。殊不知交子的有效流通，只是诞生之初在四川地区，当时四川没有足够的铜来铸造货币，一度使用铁制货币，易生锈腐朽。加上蜀道之难，商人们便自发使用起纸质凭证，这才有了交子的诞生。朝廷看到交子的便利，便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发行。但缺乏金融知识的宋廷，并不知道这玩意儿要有准备金，你发出去一千钱的纸币，如果能随时用纸币兑换成一千钱，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没有准备金，管发行不管兑换，结果就是交子真的变成一张纸，就是变成会子也没能稳定币值。
从货币角度看，蒙元反倒是相对更有金融常识的那个，他们发行纸币是有准备金的，因此也一度能稳定币值。不过随着后期平叛和征伐的增加，朝廷终于没能克制诱惑，动用准备金，货币开始进入致命的通膨阶段。
明代初期，朱元璋的制度设计恨不得把经济流动限制到死，都各安其位，最好不要流动和流通。这种违背经济学原理的行为显然不能长久，再加上明代中后期控制能力下降，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白银在交易过程中逐步崭露头角。但白银的难度在于确认纯度和重量，书中就写到，很多小说或影视剧里甩出一锭银子马上开始上菜的场景并不存在，店家要拿去专门确定银子的成色，确定价值，称重，再剪开、找零，这个过程听着就麻烦。
晚清时，终归是洋人的货币更标准化，鹰洋等银币越来越多进入流通领域。张之洞等倡导和落实了新币改革，从铸币机到雕版工一应俱全，也制出了一些精美的样品，但尚未来得及流通就被打断，否则没准能出一个广泛流通的有皇帝头像的银币。这个角色最终被袁世凯承接下来，北洋时期的“袁大头”让人印象深刻。
围绕这些货币的历史细节和脉络，都能从《通宝中国》里找到。
钱币，被刻上年号或头像，便成为时代符号；材料和重量变化，又能成为皇权攫取的利器；纸币、白银与银币的流通，又是地方历史地理与全球化进程的写照。这“碎银几两”是百姓生活的支柱，也是国家兴旺的基石。怎么挣钱，怎么做钱，怎么花钱，恐怕是历史对每个国家的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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