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二月,台北的天气阴冷得让人骨头缝里都疼。
在马场町刑场,弥漫着一股子散不去的霉味和血腥气。
这天清晨,宪兵架着一个中年男人往行刑点走,这人死到临头了还不老实,像疯了一样拼命挣扎,哆哆嗦嗦地从贴身衣兜里掏是个什么东西。
大伙定睛一看,是一枚磨得发亮的青天白日勋章。
他冲着监刑官扯着嗓子喊:“这是老头子亲手给我的!
我要见领袖!
我没背叛!”
结果呢?
那一枚在晨光下闪着银光的铁片片,屁用没有,紧接着就是一声枪响。
人倒下了,勋章也滚到了泥水里。
这倒霉蛋叫姜健,半年前还是国民党王牌伞兵部队的副团长。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他本来有机会坐在解放区的热炕头上,舒舒服服吃上一顿猪肉炖粉条,可他偏偏要把自个儿送上绝路。
盲目的忠诚,有时候比背叛还要命,这事儿在他身上算是应验了。
咱们把时间往前倒带一年多,才能看明白这出荒唐戏。
那时候的国民党伞兵部队,那可是国军里的“太子爷”。
抗战快结束那会儿,杜聿明拿了美国人一大笔钱和装备,在昆明硬是堆出了这么一支全副美械的精锐。
虽说是伞兵,但这帮少爷兵真正跳伞打仗的次数,两只手都能数过来。
老蒋把他们当宝贝疙瘩,平时就摆在南京当摆设。
哪怕在豫东战场被华野狠狠收拾了一顿,老蒋都没舍得罚,反而把人拉回南京好吃好喝供着。
这就被惯出毛病了,这帮人骄横得不行,结果谁能想到,最受宠的部队,往往最先从内部崩塌。
这事儿还得从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说起。
地下党这工作做得是真细致,他们没去碰那个死硬派司令张绪滋,而是盯上了刘农畯。
为啥?
两点原因:一是刘早年跟红色那边有点交情;二是这三团里头,“湖南邵东同乡会”的味儿太冲了,七成军官都是刘农畯的老乡,唯他马首是瞻。
这种旧军队里的宗族关系,本来是老蒋用来控制部队的法宝,这时候反倒成了策反的催化剂。
等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南京城防线都要塌了,刘农畯通过秘密渠道递出去的那份“投名状”,分量那是相当重。
高手过招,往往就在那一瞬间的事儿。
3月20日,国防部突然下了个令,差点把这计划全搅黄了:让三团跟二团混编,赶紧南下福州。
这要是混编了,刘农畯手里没实权,还起义个屁。
就在这节骨眼上,潜伏在港口司令部的地下党员段仲宇使了个坏,来了招漂亮的“拖刀计”。
他硬是用“北站警戒任务还没完”当借口,硬生生帮三团拖了两周时间。
这十四天里,营房里看着风平浪静,其实刘农畯早就在暗地里把关键哨位的人全换了。
而咱们那位副团长姜健呢?
被一堆乱七八糟的行政杂务缠得死死的,压根没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局外人。
那天晚上,“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驶出了黄浦江口。
按计划这是要去福州撤退的,结果船头一转,奔着北方就去了。
姜健在晃晃悠悠的船舱里还纳闷呢,跑去找刘农畯问咋不去福州去青岛?
刘农畯冷冰冰地甩给他俩字:“密令”。
直到船到了连云港外海,刘农畯才摊牌宣布起义。
看着周围黑洞洞的枪口,还有那些沉默不语的同僚,姜健整个人都傻了。
那一刻,摆在他面前就两条路:要么顺势而为,当个新中国的建设者;要么死抱着旧念头,回那个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去。
最让人感慨的一幕来了。
船一靠连云港,解放区的老百姓那是真热情,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热腾腾的洗澡水给备好了,刚出炉的烧饼,还有那锅香得让人流口水的猪肉炖粉条,两千多号在海上漂得七荤八素的士兵,瞬间就破防了。
这都不用打仗,人心向背一看便知。
可姜健呢?
这人也是轴,他拒绝了这份好意。
他跟那个时代很多旧军人一样,脑子里就一根筋,觉得“军人天职是服从”,只要自己没跟着起义,回去就能证明清白。
解放军那边也是大气,不但没为难他,还给发了路费。
姜健带着十几个亲信,揣着对“党国”的一片丹心,踏上了这条通往地狱的回头路。
姜健这人悲剧就悲剧在,他太高估蒋介石的胸怀了,也太低估了败退台湾后国民党内部清洗的疯狂劲儿。
他辗转香港跑到台湾,本来以为自己是“忠臣”,想着去邀功请赏,结果一头撞进了特务的网里。
那时候台湾岛上风声鹤唳,谁都信不过谁,老蒋急需杀鸡儆猴来整顿军纪。
姜健这个“从匪区活着回来”的军官,简直就是送上门的祭品。
那份他在连云港为了敷衍场面签的一封致敬电报,直接成了他通敌的铁证。
不管他怎么辩解,不管他掏出的那个勋章是不是真的,在当时的逻辑下,他必须得死。
回头看看,姜健这事儿真不是个案。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份,多少人就是因为一念之差选错了道?
聪明点的像杨鹤立他们,一看台湾气氛不对,半路转道去了马来亚,虽然流落异乡,好歹保住了一条命。
而像姜健这么顽固的,却拿自己的命给旧时代的猜忌做了注脚。
后来听起义军官孟虎回忆,姜健临走前,其实私底下嘀咕过一句,说那锅猪肉炖粉条闻着是真香。
这句玩笑话,现在听起来真是让人心里发寒。
他本来能坐在桌边好好吃顿饭,过上太平日子,非得去当那个旧时代的殉葬品。
一九五零年那声枪响后,那枚青天白日勋章就不知去向了,姜健的档案里也就草草记了几笔,人这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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