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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得从开头进行讲述。王韬第一次逛青楼是在1846年进行乡试的时候，他在乡试中落榜了，然后躲藏在金陵秦淮河畔用来消除自己的忧愁。他在自己的日记里面直接书写自己和青楼里面的妓女有纠缠不清的情况。后来他的妻子早早地去世了，他就更加没有顾忌、任意妄为了，同时还和明珠、廖宝儿这些有名的妓女进行交往。到了香港之后，他在白天创办报纸来责骂清廷的腐败，在晚上去到砵兰街喝花酒。有一次喝酒喝得过多了还进行调侃说：我把花丛当作是课堂，妓女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样子就是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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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回过头来说，他的风月笔记意外地成为了社会史的宝藏。在《海陬冶游录》之中，他记录了妓女的定价情况以及营业的方式，甚至连鸦片在欢场里的流通链条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些细节比正史里“民风奢靡”这四个字要生动得多。后来学者在研究19世纪的色情业时，还真的离不开他的大尺度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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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要觉得王韬仅仅只有香艳的那一面。他最早提出要从工商业方面着手进行变法自强，主张修建铁路、开发矿藏、创办报纸。在1884年的时候，通过丁日昌牵线，得到了李鸿章默许后他回到上海定居。在晚年见到孙中山的时候，他抚摸着新式印刷机感慨说：思想的传播比枪炮更快。而这句话在十年之后就得到了验证。

这么一看，那四十年的风花雪月，与其说是私德方面的小问题，还不如将其视为他观察乱世的一个棱镜。当士大夫还在书房里书写夷夏之防这类内容的时候，王韬已经在妓馆的酒桌上，从嫖客、鸨母、洋商那里拼凑真实的世界。这种旁门左道的调研方式，反而比奏折里所说的很多没有用处的话语更能使人受到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