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日军攻破了长沙城。这时,距离第三次长沙大捷才过去两年半。这座城市丢失得太快,让许多人来不及反应。这不只是一座城的得失,更意味着薛岳那套曾经威名远扬的“天炉战法”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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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衡会战

打败仗的根源,往往在打胜仗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事情要从一九四二年春天说起,那时长沙捷报传遍全国,谁也没有想到,第九战区参谋部里有人写了一封越级上送的“越洋信”。随后发生了一连串的震动,最终在战场上结出了苦果。

在第三次长沙战役胜利结束后,九战区长官部里的气氛松弛下来。参谋长吴逸志是薛岳的老搭档,两人都是广东同乡,还都毕业于保定军校。他们从粤军时期就共事,交情超过十年。战事平息后,吴逸志有了更多时间思考大局。他写了一篇长文,题为《论亚洲战局之重要性》,派人送到战时陪都重庆。

不久,重庆的批复下来了。蒋介石在文章上亲笔批了“所见甚是”四个字。在那个年代,最高统帅的肯定分量非常重。这张批文被吴逸志仔细收好,但谁也没有想到,它悄悄地改变了许多后面的事情。

得到委员长的认可后,吴逸志的想法更加活跃,胆子也更大了。他在原文基础上加入一个具体的军事设想,认为中国应更主动参与太平洋战争,甚至可以派一支精锐部队到东南沿海开辟新战场,直接与美军协同作战。

但问题出在了他送信的方式上,吴逸志没有通过军事委员会或外交部的正式渠道,而是托一位在外交部任职的亲戚,通过私人关系把这封带着他个人想法的信件辗转送到大洋彼岸,直接呈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办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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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逸志

白宫随后回了一封信,那是一封礼节性回函,只说会把建议转交军方部门研究。但对吴逸志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把这看作是一项外交成绩,并马上发电报告知蒋介石,心里盘算会得到着嘉奖。

这一次蒋介石的回电来得很快,内容却让吴逸志浑身冰凉。电文批示:“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查办!”吴逸志私自联系外国首脑,严重违反军纪和外交纪律,更触犯了蒋介石最看重的权力底线。转眼之间,吴逸志就从有功之人变成了待审的犯人。

这时,薛岳站出来说话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共事十几年的老搭档被军法处置。薛岳多次急电重庆,反复说明吴逸志过往的战功,强调他对党国的忠诚与办事才干,坚决请求从轻处理。经过薛岳的一番说情,军法处置一事暂时被压下,但吴逸志的官职肯定保不住了。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军事委员会正式命令下达,免去吴逸志第九战区参谋长职务,调他到重庆陆军大学学习。薛岳凭着往日情分让老友免遭牢狱之灾,但第九战区指挥中枢却永远失去了这位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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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与吴逸志

吴逸志离开后,参谋长职位空缺,需要有人接替。接下这个担子的是原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赵子立当年三十六岁,河南人,黄埔六期毕业。他的黄埔背景在薛岳的司令部里显得有些另类。薛岳身边的核心幕僚和高级将领多是他的广东同乡或保定军校同学,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赵子立明显和这圈子里的人格格不入。

赵子立在军事上的确很有才干,早在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期间的万家岭大捷,赵子立参与谋划并出力不少,逐步晋升为参谋处长。但当上参谋长后,情况就不同了。他提出的一些方案经常被薛岳搁置,在重要的作战会议上,他的座位也常常在最后。一种无形的隔阂,让他难以融入薛岳的圈子。

时间来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山雨欲来的气氛越来越浓。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正全力准备所谓“一号作战”。大批日军在武汉、郑州一带集结,相关情报如雪片般飞向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部。

赵子立守着地图和一堆情报,接连几晚没睡好觉。他计算日军可能投入的兵力和己方力量,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日军此次动员规模远超以往,首要目标很可能是湖南。以第九战区现有兵力,若继续死守长沙一带原有防线,风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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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详细报告,当面交给薛岳。在报告中,他提出一个重要建议:立即调整原定计划,不应再指望在长沙城下复制过去的胜利。主力部队应主动后撤到衡阳一带,利用地形重新构筑防线,争取时间,并立即向军委请求增援。

薛岳看完报告后,脸色沉了下来。他完全不同意赵子立的看法。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让他深信自己对日军的判断,也深信“天炉战法”依然有效。他认为日军兵力已经分散,无法再对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觉得赵子立过于悲观,甚至有怯战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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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失陷

薛岳随后在一次会议上言辞严厉地当众驳回赵子立的建议,他用手戳着地图上的长沙说:“我们在这里打败过他们三次,就能打败第四次!仗还没有打就说要退,动摇军心,责任谁负?”赵子立解释日军增兵有着具体的数据和情报,但薛岳已经听不进去。主帅和参谋长之间的分歧就这样公开化,再也无法弥合。赵子立在指挥部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薛岳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方案,把重兵部署在长沙城及其外围。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日军果然发动大规模进攻,矛头直指湖南。战斗一开始,日军就采用新打法:避开正面坚固阵地,依靠优势兵力和火力快速穿插,专攻中国军队的侧翼与结合部。

薛岳把司令部转移到后方,却命令参谋长赵子立留在长沙城内“协调”各部队守城。这造成了一个尴尬局面:守城的实际指挥权在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手中,赵子立空有参谋长头衔,根本指挥不动部队。战斗最激烈时,岳麓山高地失守,日军炮兵索性把火炮拉上山,居高临下向长沙城猛轰,守军阵地迅速动摇。

六月十八日,日军攻破城池,长沙陷落。这场败仗震动了全国。事后追究责任,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被军法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赵子立因战前多次提出后撤建议,且有书面报告为证,没有受军法追究,但也被调离第九战区。他与薛岳的共事关系,至此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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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立

长沙失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完结。薛岳的“天炉战法”神话破灭,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也随之过去。这场始于一次越级上书、历经人事变动与将帅失和的败仗,成为抗战历史中一段令人深思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