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脑子，到底值多少钱？
1950年的美国人给出了一个价码：五个师的兵力。
说这话的是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他嘴里那个“值钱的脑子”，属于一个叫钱学森的中国人。
可偏偏是这个钱学森，正打包行李，准备扔掉在美国的一切，回到那个一穷二白的老家。
美国人想不通，也绝不答应。
故事就从这儿拧上了劲。
那一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了，喷气推进中心的头儿，住着小洋楼，开着小汽车，学术圈里的大佬，美国军方都得客客气气地请他当顾问。
他琢磨的都是怎么把火箭送上天的事，这种技术，在当时就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玩意儿。
当他平静地告诉朋友们他要回国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回那个刚打完仗、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去干嘛？
他没多解释，只是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带上他多年积攒的八百公斤书籍和笔记。
可他前脚刚踏出校门，后脚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跟上了。
一场长达五年的软禁和拉锯战，就这么开始了。
美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钱学森掌握的东西太重要了，宁可把他关起来，也绝不能让他回到“红色中国”。
昔日里自由讨论学术的殿堂，一夜之间变成了四面高墙的牢笼，他家的电话被监听，信件被拆开检查，门口总有几双眼睛死死盯着。
就在钱学森被困在加州，跟美国人斗智斗勇的时候，一个比他年轻十一岁的物理学博士，也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只是他的动静要小得多。
这个人叫邓稼先，二十六岁，刚刚在普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成绩太好，答辩完才九天，学位证书就到手了，大家都叫他“娃娃博士”。
他的美国导师爱才如命，劝他留下来，说这儿有最好的实验室，最高的薪水，你留下来，前途无量。
邓稼先只是笑笑，摇了摇头。
他没跟任何人解释什么宏大的理想，只是悄悄地买了一张回国的船票。
他没钱学森那么大的名气，也没那么多行李，一个旧皮箱里装满了书，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他走的时候，没人拦着，美国人大概觉得，少一个理论物理博士，不算什么大事。
这条船在大海上摇摇晃晃走了一个月。
邓稼先看着太平洋的海浪，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回国后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此后的人生将彻底从公众视野里消失，名字会变成一个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
他只知道，家里需要他。
时间线拉到美国东海岸，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这里是另一番景象。
爱因斯坦还在这里散步，思考着宇宙的最终奥秘。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草坪上，总能看到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在激烈地争论，声音不大，但说的每个字都可能掀翻物理学的大厦。
这两个人，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
他们的院长，就是当年领导造出原子弹的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特别喜欢看这两个年轻人吵架，他知道，这种争论里藏着最宝贵的思想火花。
1950年前后，杨振宁已经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成了研究院的永久成员。
这意味着，他有了一份年薪一万美金的稳定工作，这在当时是普通美国家庭收入的三倍多。
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一张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思考的书桌，有一块可以随时写下灵感的黑板，还有一群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可以随时和他碰撞。
回国的消息不是没传到他耳朵里，但他清楚，他研究的东西——那些关于基本粒子、关于宇宙对称性的理论，回国没法搞。
当时的中国，连一间像样的物理实验室都凑不出来，更别提能和他讨论“宇称守恒”的人了。
他的战场不在机器轰鸣的工厂，也不在需要动手实践的工地，就在这块黑板上，就在那几行数学公式里。
离开这里，就等于一个将军离开了他唯一的战场。
所以，杨振宁选择了留下。
他要把自己这颗脑子，用在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上。
他觉得，用智慧为全人类探路，同样是在为自己的民族争光。
几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就在1950年这个点上，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出去。
钱学森在被软禁的日子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工程控制论》，这本书后来成了自动化领域的奠基之作。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美国人，你锁得住我的人，但锁不住我的思想。
直到1955年，在中美两国的外交斡旋下，他才终于换来了自由，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临行前有记者问他，放弃美国这么好的待遇不后悔吗？
他说了一句后来人尽皆知的话：“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他回国后，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从一张白纸，一步步变成了让世界震惊的现实。
邓稼先回国后，先是在大学里教了几年书，然后有一天，他接到一纸调令，就此人间蒸发。
他被带到了大西北的戈壁滩里，那里风沙漫天，条件艰苦得难以想象。
他和他那一代的科学家们，没有超级计算机，就用算盘和手摇计算器，一笔一笔地算出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关键数据。
当那朵巨大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升起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成果背后，站着那个当年提着旧皮箱回国的“娃娃博士”。
为了这个，他付出了健康的代价，身体受到了过量的核辐射。
而在普林斯顿，杨振宁和李政道的那场争论，最终结出了硕果。
他们大胆地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这个物理学家们一直以为颠扑不破的定律，其实是不守恒的。
这个想法太疯狂了，一开始没人相信。
但很快，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用一个精巧的实验，证实了他们的理论。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被刻在了现代科学的最高殿堂上。
他们的人生，就像在太平洋的两岸，各自攀登着一座高峰。
一座是国家的急需，是造出能保护自己的“铁拳头”；另一座是人类知识的极限，是摘下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路不一样，但山顶的风光，都同样壮阔。
很多年后，杨振宁回国定居。
他去看望已经因核辐射而重病在身的邓稼先。
两个老朋友，一个是理论物理的泰斗，一个是应用物理的元勋，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病床上的邓稼先问杨振宁，搞出原子弹，国家到底奖励了多少钱。
邓稼先伸出两个指头，说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总共二十块钱奖金。
杨振宁后来把这段往事讲给很多人听。
他们这代人，在历史的大风口上，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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