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风语录
凌晨三点，李建国被手机震醒了。
是老家堂弟发来的语音，带着哭腔：“哥，大伯摔了，在医院抢救”。
他猛地坐起来，心脏像被攥紧了。父亲七十六岁，独居在老房子里。上周通电话时，老人还中气十足地说：“你忙你的，我好着呢。”
高铁上，窗外漆黑一片。
李建国盯着玻璃里映出的自己——四十七岁，头发白了一半，眼袋浮肿得像两个小口袋。他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父亲送他去省城打工时说的话：“人活着就是一代送一代，把你送出去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时候他觉得这话真土。
现在却像根刺，扎在喉咙里。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
父亲已经醒了，左腿打着石膏吊着，见到他却先皱眉：“谁让你回来的？工作不要了？”
“爸……”
“一天误工费好几百吧？我这就是滑了一跤，死不了”。
邻床是个干瘦的老爷子，忽然插话：“老哥，福气啊，儿子这么孝顺”。
父亲嘴角动了动，没接话。但李建国看见，他悄悄把身子往儿子这边侧了侧。
深夜陪护时，堂弟来换班，拎着一袋苹果。
“哥，有件事……”堂弟搓着手，“拆迁款下来了，咱家老屋那片，每户能分八十多万”。
李建国手里的毛巾掉进水盆。
“但大伯不肯签字。他说这房子是爷爷一砖一瓦盖的，拆了，根就没了”。
钱和根。
这个选择题，突然砸在眼前。
第二天，父亲的主治医生把他叫到走廊。
“老爷子骨质疏松很严重，这次是运气好，下次万一摔到髋关节……”医生推了推眼镜，“建议请个护工，或者，接去城里一起住”。
李建国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他在省城住的是一室一厅，妻子五年前病逝后，女儿住校，他自己打两份工还房贷。客厅那张沙发，拉开就是床。
“爸，跟我去城里吧”。回到病房，他尽量让语气轻松。
父亲正在剥橘子，手停住了：“不去，楼上楼下没个熟人憋屈”。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有啥不放心的”？父亲把一瓣橘子塞给他，“人活着不就是这么回事？小时候父母守着，老了孩子惦记着，中间那段……自己扛过去就行了”。
橘子很酸，李建国的眼睛被酸红了。
转折发生在第三天下午。
父亲睡着后，李建国去老屋取换洗衣服。推开斑驳的木门，堂屋供桌上摆着奶奶的遗像，香炉里积着薄灰。
他走进自己曾经住过的小房间。
墙上有铅笔划的身高线，最高的一条停在“1998年，16岁，1米72”。窗台上压着几张奖状，边角已经脆裂。
在衣柜最底层，他摸到一个铁盒。
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汇款单回执——从他打工第一年起，每月往家寄钱的凭证。每一张背面，父亲都用圆珠笔写着：“建国的钱，不动，留着给他娶媳妇。”
最近的一张是去年。背面字迹颤抖：“妮妮（孙女）考上大学，取两万给她”。
铁盒最下面，压着张发黄的照片。
年轻的父亲抱着幼年的他，站在老屋门前。照片背面有一行字：“1980年秋，建国周岁。盼我儿平安长大，平凡安康”。
李建国蹲在地上，捂住了脸。
没有声音，但肩膀抖得厉害。
回到医院时，父亲正在和邻床老爷子聊天。
“人活着有啥意义？”老爷子叹气，“我瘫了三年，拖累儿女，不如早点走了干净”。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说：
“老兄弟，话不能这么讲。我爹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人活着就像点灯。你自己亮着，才能让靠近你的人觉得暖和。灯油有多有少，亮光有明有暗，但只要亮着，这世上就少个黑角落。”
他转头看见儿子，有点不好意思：“瞎聊呢”。
李建国走过去，握住父亲的手。
那双手干枯粗糙，掌心的老茧硌人。
“爸，老屋我陪你一起守着”。
父亲愣住：“那拆迁款……”
“钱还能再挣。”李建国声音很轻，“但有些东西，拆了就真的没了。”
窗外暮色渐浓，路灯一盏盏亮起来。
父亲反手握住他，握得很紧。很久很久，老人低声说：“你小时候啊，最怕黑。每晚都要我点着灯，等你睡着了才让关”。
李建国忽然全明白了。
人活着的意义，或许从来不是宏大的答案。
它是汇款单背面歪扭的字迹，是身高线上凝固的时光，是病床前不肯放开的握手，是明知灯火微弱，仍要为你在黑暗里点起的那盏灯。
一代人点灯，一代人接光。
再把这光，颤巍巍地传给下一个夜行人。
所谓传承，不过如此。
所谓意义，不过如此。
父亲睡着了，呼吸平稳。
李建国轻轻调暗床头灯，留了一团昏黄的光晕，刚好笼住老人花白的头发。
就像很多年前那个怕黑的孩子，终于学会了为别人留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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