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捡到市委书记钱包，答谢宴上市长夫人一见钥匙脸都白了|市长夫人|秘书|钱包

凌晨两点的风，像冰刀刮过脸颊。

我刚结束连续第三天的加班，拖着灌铅的双腿往租住的老小区挪。

就在那盏总忽明忽暗的路灯下，我踢到了一个东西。

一个皮质厚实、鼓胀得几乎要裂开的黑色钱包。

鬼使神差地，我把它捡了起来。

指尖传来的分量感让我心惊。

拉开拉链的瞬间，我呼吸一滞——里面没有卡，没有证件，只有一捆捆簇新的、扎得紧紧的百元钞票。

而在现金最底下，压着一把黄铜色的、样式古老的十字形钥匙，冰凉刺骨。

那一刻，某种源自本能的恐惧扼住了我的喉咙。

我知道，我捡起的不是横财，而是一个可能将我生活彻底撕碎的麻烦。

第二天，通过夹层里那张不起眼的工作证，我如坠冰窟：失主是唐广明，我们这座城市的市委书记。

我选择了归还，以为这会是故事的终点。

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俭朴得超乎想象，他本人温和儒雅，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对巨额现金的来源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一点私事备用金”。

他坚持要设宴答谢，我推脱不得，只能硬着头皮赴约。

那是我从未踏足过的顶级私人会所，包厢奢华得像另一个世界。

然而，当最后一位客人——市长夫人薛玉琛——被引进来时，我礼貌性地将放在桌角的那串家门钥匙（与那把黄铜钥匙串在一起）往身边收了收。

她的目光扫过钥匙串，刹那间，血色从她保养得宜的脸上褪得一干二净，嘴唇微微颤抖，仿佛看见了从地狱爬出的幽灵。

包厢里水晶灯的光华依旧璀璨，却莫名变得阴冷刺骨。

唐书记端起茶杯，嘴角挂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目光在我和薛玉琛之间轻轻掠过。

我握着水杯的手心里，全是冰凉的汗。

我知道，我已被无声地推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钢丝绳，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漩涡。

城市的夜晚有两种。

一种是霓虹闪烁、车流不息的喧嚣，属于繁华主干道。

另一种是我此刻所处的，被遗忘的静谧。

老城区边缘，路灯稀疏，光线昏黄，勉强勾勒出坑洼路面的轮廓。

空气里飘着陈年灰尘和远处垃圾站隐约的气味。

我紧了紧单薄的外套，后悔没听天气预报的话多加件衣服。

连续加班到凌晨，大脑已经木了，只剩下身体凭着惯性前行。

耳朵里塞着耳机，音乐也驱不散骨髓里渗出的疲惫。

我想着的只有出租屋里那张不算柔软的床，和明天一早必须提交的、改了无数遍的方案。

这条路我走了三年，闭着眼也能摸回去。

路旁那棵歪脖子梧桐，树根处总积着污水。

我下意识地绕开，脚尖却碰到了什么硬物。

低头看，一个黑色的长款皮夹，半掩在梧桐树投下的阴影里。

我停下脚步，犹豫了大概三秒。

弯腰捡了起来。

皮质很好，入手沉甸甸的，边角有些磨损，但看得出价格不菲。

绝不是这片街区居民会用的东西。

谁掉的？醉汉？还是……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

四周寂静无人，只有风声穿过光秃树枝的呜咽。

我捏了捏钱包，那异常的厚度和硬度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拉开拉链的动作，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首先闯入眼帘的，是红色。

一叠，两叠，三叠……整齐码放，用银行那种白色纸条紧紧捆扎。

全是百元钞票。

我的呼吸瞬间屏住，手指有些发僵。

粗略一扫，至少十几捆。

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现金。

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在昏黄路灯光下泛着一种诱人又诡异的光泽。

我的喉咙发干，第一个念头是：跑。

当做没看见，扔回原处，或者……塞进自己口袋。

这笔钱，够我付清老家房子的尾款，够我在这座城市买个小公寓的首付，够我喘上好大一口气。

可紧接着，恐惧攫住了我。

这么多不明来历的现金，是福是祸？我颤抖着手指拨开那些令人眩晕的红色，在钱包最内层的夹缝里摸索。

没有身份证，没有银行卡，只有一张对折起来、边缘磨得起毛的白色卡片。

我把它抽出来，借着光仔细辨认。

是一张工作证，塑封膜已经泛黄。

照片上的男人五十岁上下，面容严肃，眼神锐利。

下面的单位名称和职务栏，让我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迅速冻结。

单位：中共清河市委员会。

职务：书记。

姓名：唐广明。

市委书记的钱包？里面装着十几万现金，躺在凌晨两点、脏乱差的老街路边？荒谬感和寒意同时爬上脊背。

我的手指触到了更深处一个坚硬的、冰冷的东西。

拨开最后一叠钞票，它露了出来——一把黄铜色的老式十字钥匙，像是用来开启某种古老柜子或门锁的。

钥匙很短，却异常沉重，棱角分明，躺在掌心，像一块冰。

它和这些现金，和市委书记的身份，组合出一种极不协调的诡异。

我猛地合上钱包，拉链发出刺耳的声响。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撞击着肋骨。

我像个烫手山芋一样攥着它，站在空无一人的街边，冷汗浸湿了内衫。

风更冷了。

我该怎么做？放回去？带走？报警？还是……归还？

我把钱包塞进随身的旧帆布包最里层，拉紧拉链，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

剩下的路走得魂不守舍，总觉得暗处有眼睛盯着我。

每一声远处传来的猫叫或垃圾桶翻倒的声响，都让我心惊肉跳。

钥匙在包里，仿佛隔着布料散发着寒气。

终于摸到租住的筒子楼，楼道灯坏了很久，我用手机照明，摸索着爬上五楼。

开门，反锁，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才敢大口喘气。

屋内一片漆黑，合租的室友早已鼾声如雷。

我没开灯，蹑手蹑脚回到自己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关紧门。

坐在吱呀作响的椅子上，我才把钱包再次拿出来，放在狭窄的书桌上。

台灯拧亮，昏黄的光圈拢住它。

我盯着它，像盯着一个即将引爆的炸弹。

唐广明。

这个名字在本地新闻里出现过无数次。

他主抓的新区开发、旧城改造，是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

电视镜头里的他总是穿着深色夹克，面带沉稳笑容，讲话条理清晰。

一个典型的、干练的官员形象。

可这个钱包，这些现金，这把钥匙……撕开了那层公共形象，露出深不可测的、私人的一面。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新闻片段：某官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某领导被匿名举报后落马，某贪污案牵扯出连环案……冷汗又冒了出来。

这不是我能碰的东西。

我只是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小职员，每天最大的烦恼是方案通不过、房租要涨价、父母的医药费还没着落。

这个钱包代表的层次，离我太远，也太危险。

最安全的做法，是把它扔了，扔得远远的，扔进河里，或者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

就当今晚什么都没发生。

可是，那十几万现金……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母亲在电话里愁苦地说父亲的药又快吃完了，看见房东贴出的涨租通知，看见银行卡里永远不超过四位数的余额。

这笔钱能解决我所有迫在眉睫的困难。

心跳如鼓。

道德和欲望在脑子里厮杀。

我甚至不敢去细数到底有多少钱。

最终，我颤抖着手，把钱包重新塞回帆布包，藏进衣柜最底层，用几件旧衣服盖住。

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

市委书记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会找吧？会不会通过监控找到我？那把钥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和这么多现金放在一起？各种猜测在脑海里翻腾，像一锅煮沸的粥。

天快亮时，我才迷迷糊糊睡去，却噩梦不断。

一会儿是被穿着制服的人带走，一会儿是母亲哭着说我害了全家，一会儿是那把黄铜钥匙变成毒蛇，狠狠咬住我的手腕。

惊醒时，窗外已泛白。

我头痛欲裂，看着衣柜方向，那个钱包像个无形的黑洞，吞噬着房间里稀薄的空气。

我知道，我必须做出决定。

在恐惧彻底压垮我之前。

白天在公司，我像个游魂。

对着电脑屏幕，上面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去。

同事喊我名字，我也要反应半天。

脑子里反复回放的都是那个钱包，那把钥匙，还有工作证上唐广明严肃的脸。

经理把我叫进办公室，敲着桌子问我昨晚加班改的方案为什么还有低级错误。

我低着头，含糊地道歉，手心全是汗。

他皱着眉打量我苍白的脸，最后摆摆手让我出去重做。

我如蒙大赦，回到工位，却依然无法集中精神。

中午吃饭味同嚼蜡，总觉得周围人都在窃窃私语，谈论着我捡到的东西。

我知道这是幻觉，是心虚作祟，但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如影随形。

下午，我请了假，说自己头晕得厉害。

经理没多问，大概也觉得我状态不对。

我没回家，而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喧嚣。

可这一切都与我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我走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看着宏伟的市政大楼，那威严的建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唐广明就在那里面。

那个钱包的主人。

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一个公用电话亭（幸好还有这种老物件），从帆布包里拿出那张工作证。

背面有一个手写的手机号码，字迹有些潦草，旁边还标注着“李秘书”。

这大概是私人联系方式。

我捏着电话卡，手指僵硬。

打，还是不打？打过去，意味着我将主动踏入一个未知的、可能极其危险的领域。

不打，这个钱包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毁掉我。

我在电话亭里站了足足十分钟，看着玻璃外匆忙的人群。

最终，一种近乎自毁的冲动，或者说，是想尽快结束这种煎熬的渴望，驱使着我插入了电话卡。

拨号音响起，每一声都敲在我心坎上。

响了五六声，就在我以为没人接时，电话通了。

“喂？”一个略显低沉、带着谨慎的男声传来。

我喉结滚动了一下，发现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声音。

“哪位？”对方又问，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警觉。

“您……您好。”我的声音沙哑得自己都陌生，“请问是……李秘书吗？”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似乎是在辨认我的声音。

“我是。您是哪位？怎么知道这个号码？”他的语气客气而疏离，带着公事公办的腔调。

“我……我捡到了一个钱包。”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尽量让声音平稳些，“里面有一张工作证，是唐广明书记的。背面有这个电话。”更长的沉默。

我几乎能听到对方轻微的呼吸声，以及背景里隐约的纸张翻动声。

“钱包？”李秘书的声音压低了，但那份谨慎变得更加明显，“什么样的钱包？您在什么地方捡到的？”“一个黑色皮质钱包，长方形的。”我描述着，“在……在老城区的梧桐路，路灯下面。凌晨两点左右。”我没有提现金，也没有提钥匙。

“里面有什么？”他追问。

“有……有一些现金。”我含糊地说，心跳加速，“还有唐书记的工作证。”我犹豫了一下，补充道，“还有一把……一把旧钥匙。”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音。

我握紧听筒，指节泛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长得像一个世纪。

终于，李秘书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更低沉，也更正式：“非常感谢您，同志。请问您贵姓？现在方便吗？唐书记想亲自向您致谢，如果您方便的话，是否可以带着钱包，来市委一趟？我们派车去接您。”派车接我？去市委？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我……我姓马。不用接，我自己过去就行。什么时候方便？”“现在就可以。”李秘书立刻说，“您到市委南门，跟警卫说找办公室的李文，我会在那里等您。”挂了电话，我靠在电话亭冰凉的玻璃上，双腿发软。

没有回头路了。

我拿出钱包，最后看了一眼那些现金和钥匙，然后拉紧帆布包，朝着那座威严的市政大楼走去。

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像踩在刀尖上。

市委南门比我想象中要朴素，但戒备森严。

穿着制服的警卫身姿笔挺，眼神锐利。

我报出“李文”的名字，其中一个警卫拿起内部电话核实。

等待的几分钟里，我如芒在背，感觉每一个进出的人都在打量我这个穿着廉价外套、背着旧帆布包的年轻人。

很快，一个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衫和藏青色西裤的男人快步走出来。

他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伸出手：“是马俊风同志吧？我是李文，唐书记的秘书。辛苦您跑一趟。”他的手干燥有力，握了一下就松开，目光迅速而仔细地扫过我全身，尤其在帆布包上停留了一瞬。

“李秘书您好，不辛苦。”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李文侧身引路：“请跟我来，唐书记在办公室等您。”走进大院，里面绿化很好，整洁安静，与外面的车水马龙像是两个世界。

建筑是有些年头的苏式风格，庄重但不算奢华。

路上遇到几个人，都步履匆匆，神情严肃。

李文一边走一边客套地问我在哪里工作，怎么这么晚还在老城区。

我含糊地说是加班，住那边附近。

他点点头，没再多问。

我们走进主楼，电梯上了五楼。

走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脚步声被吸收，更显得寂静。

在一扇深色的木门前，李文停下，轻轻敲了敲。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男中音。

李文推开门，示意我进去。

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小，陈设简单。

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是满墙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

旁边有两张单人沙发和一个茶几。

窗台上的绿植长得很好。

一个穿着浅灰色夹克、身材匀称的中年男人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正是唐广明，和电视上看起来差不多，只是少了几分镜头前的距离感，多了些随和。

“唐书记，这位就是捡到钱包的马俊风同志。”李文介绍道。

“小马同志，快请坐。”唐广明绕过办公桌，热情地向我伸出手。

他的手温暖厚实，握住我的手轻轻摇了摇，“真是太感谢你了！快坐，小李，倒茶。”我有些局促地在沙发上坐下，帆布包紧紧抱在怀里。

李文很快端来两杯热茶，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唐广明。

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身体微微前倾，姿态放松。

“听小李说，你是凌晨两点多在老城区捡到的？”他语气平和，像拉家常。

“是的，唐书记。我加班回家，路过那里踢到了。”我如实回答，把帆布包放在腿上，拉开拉链，取出那个黑色钱包，双手递过去。

“您看看，东西对不对。”唐广明接过钱包，并没有立刻打开，而是放在手里掂了掂，目光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

然后他拉开拉链，往里看了一眼，就合上了。

他抬起眼看着我，笑容更温和了些：“都在。小马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啊。现在像你这样拾金不昧的年轻人不多了。”他顿了顿，像是随意地问，“里面的东西……你都看到了吧？”我的心猛地一紧。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点点头，声音有些发干：“看到了……现金，还有工作证，和……一把钥匙。”我不敢看他的眼睛，盯着面前的茶杯。

茶叶在里面缓缓沉浮。

“呵呵，”唐广明轻笑了一声，端起自己那杯茶抿了一口，“别紧张。那些现金啊，是有点多。是我准备的一点私事备用金，没想到差点弄丢了。幸亏是你捡到了。”私事备用金？十几万？这个解释苍白得可笑，但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深究。

他绝口不提钥匙，仿佛那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附件。

“不管怎么说，你帮了我大忙。”唐广明放下茶杯，语气诚挚，“我必须好好感谢你。这样，晚上一起吃个便饭，聊表谢意，你可一定要赏光。”我连忙摆手：“不用了唐书记，真的不用，这只是小事……” “这怎么是小事呢？”唐广明打断我，语气温和却不容拒绝，“对我来说很重要。就这么定了，让小李安排。地方简单点，就我们几个，吃个饭，认识一下。小马同志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吧？”他笑着看我，眼神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力道。

我张了张嘴，拒绝的话卡在喉咙里。

我知道，这顿饭，我躲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