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中，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高、税率阶梯设置，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个税负担似乎很轻。然而，真正的税负大头隐藏在以企业为缴纳主体的“五险一金”中。
近日，一则关于“加拿大税负实际低于中国”的对比分析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该分析跳出了单纯比较个人所得税的常规框架，通过将中国企业为员工缴纳的“五险一金”部分计入整体税负，得出了一个颠覆许多人认知的结论：从月收入3000元到10万元，中国的实际宏观税负比例全方位高于加拿大。
这一计算方式，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五险一金”的税负本质清晰地暴露在公众面前。
根据计算，一位月薪3000元的员工，其个人需要缴纳一部分“五险一金”，而企业需要为其缴纳的部分更高，合计可达2798元。这意味着，企业雇佣这名员工的真实成本是5798元，而员工到手收入远低于3000元。计算出的实际税负率（个人+企业缴纳的社保及个税/员工税前工资）高达93.25%。这个比例随着收入上升而逐渐降低，但在低收入阶段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这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本质上是一种与员工工资强绑定的、由企业代缴的工资税。
它虽然不直接出现在员工的工资条上，却是企业用工成本中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并最终会通过影响企业支付净工资的能力、产品服务定价以及用工需求等方式，传导至整个经济体和每一位劳动者。
这种高企的隐性税负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双重挤压。对企业而言，高昂的用工成本会抑制其为低技能岗位支付更高薪酬的意愿，甚至可能减少招聘，转而寻求加班、劳务外包等方式来控制成本。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996”、“007”等现象在某些行业普遍存在——企业试图在既定的人力总成本下最大化劳动产出。
对员工而言，他们直观感受到的是到手工资的微薄与生活压力的巨大，却难以察觉到企业为其支付的巨额隐性成本。这导致了普遍的认知偏差，员工觉得被公司“压榨”，而公司则背负着沉重的综合成本压力。
双方的不满都源于同一个制度设计，即由企业承担主要缴费责任的社保体系。
与中国相比，加拿大的税收和社保体系更为透明。个人所需缴纳的所得税和社保费用占收入比例较高，但企业承担的比例相对较低。
因此，尽管加拿大的个税税率看似很高，但员工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全部贡献，而企业也拥有更灵活的薪酬谈判空间。这造成了“万税之国”的名声与实际税负比例之间的错位。
将“五险一金”，特别是企业缴纳部分，界定为一种隐性税收，为我们理解中国真实的税负水平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它表明，中国的税负问题可能不在于个税的高低，而在于社保体系所构成的巨大用工成本。
对于低收入者而言，这种设计尤其不友好。它既压低了他们实际可能获得的净工资，也可能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机会。
不论是“五险一金”还是国企的广泛存在，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政府在收入端的巨大能力，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社保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上的相对不足，据大摩的数据，OECD二十几个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例，平均在25%左右；跟中国人均GDP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在15-20%；而中国目前只有8%。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内需不足，消费萎靡，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国有部门对战略产业的宏观投入，对私人部门消费的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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