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的北新桥三条，离雍和宫很近，属于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里聚集着负责华侨事务的机关院所，如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和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在这条胡同的东头，坐落着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于十年前正式对外开放。其馆舍主体掩映于一座仿古四合院之后，营造出一种祥和古朴的氛围。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8月14日，由中国侨联、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华侨博物馆联合广州、潮州、黑河、德宏分馆共同主办的“万里同心——海外华侨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特展”隆重开幕。副馆长宁一强调：“这是我馆开馆11年来，首次以实物形式系统梳理和集中展示华侨参与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
笔者在观展后又进行了延伸阅读，尝试结合一些有关华侨抗战的专著，以时间线为轴，串起全球华侨在抗战各阶段所做出的贡献，通过人、财、物、媒等多方面进行梳理。其中，“人”包括国共双方、海外华侨的组织和支援抗战的华侨个人等；“财”包括捐款、公债等；“物”包括各种捐献的实物如飞机、救护车等；“媒”包括宣传抗战、号召募捐和回国效力的各种媒介以及演出团体。
九·一八事变之后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近六年内，依次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将民族危亡与家族乃至自身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而国内军民的抵抗意志也激起了海外游子的救国、报国之心。
九·一八事变次日，日本的华侨率先以身抗议，拒绝继续留日为敌国效力，两个月内有七千多人回国。
法国巴黎、里昂等大城市的华侨先后建立了巴黎中华民众抗日救国会、旅法中国救亡会、旅法华工联合总会等抗日团体，印尼的中华商会发起成立华侨救国后援会，旧金山的中华会馆发起成立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比利时华侨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很多海外的华侨团体一方面致电国联，要求制裁日本，另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请愿，促其向日本宣战。除此之外，还组织华侨抵制日货、向东北义勇军捐款、利用报刊让华侨心系国内的危难时局。《南洋商报》是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投资创办的中文报刊，于1923年创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嘉庚把《南洋商报》从午报改为早报，第一时间向新马各地报道中国战事。
1932年，旧金山华侨简治平领导童子班为抗日英雄马占山义演捐款的信函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同仇敌忾，不仅以各种方式声援十九路军，并合计捐款超过800万元，占十九路军收到的总捐款的四分之三。其中，菲律宾华侨捐款最多，其次是美洲的华侨，二者捐款额之和超过了480万元，占海外华侨捐款额的六成以上。除了大量募捐，还有近四百名华侨青年组成义勇军和义勇队到上海参战，其中，由马来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越南及日本等地归国的252人被编在第十九路军61师，战斗在闸北、江湾、吴淞一带。另外，一直到1933年，菲律宾华侨组织和侨领如礼智省华侨救国会、怡朗华侨救国会等仍在向十九路军捐献飞机。
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后，在英国的华人海员捐出微薄的工资助战；美洲华侨航空义勇团派代表回国献机抗日；旧金山华侨组织成立“美洲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共有18个侨团参加；越南华侨发起节食救国运动资助宋哲元抗战。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组织了救护抗日伤兵募捐比赛。
1935年上半年，华北事变逐渐演化，就在签署《何梅协定》的前一个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编辑、在巴黎出版发行的海外中文机关报——《救国时报》创刊，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的阴谋。同年8月，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通过《救国时报》在海外广泛传播，法国的华侨最先响应。呼吁国内各党派联合抗日。《何梅协定》签署后，日本开始明目张胆地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沦为“第二个东北”。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当月内接受《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在此危急关头，北平的数千名学生在中共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救亡运动，消息传到国外，美国、菲律宾、英国等国的华侨学生和中国留学生迅速予以积极响应，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爱国救亡运动，并在海外华侨社会中起了带头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学界的声援活动，是一二·九运动的延伸和扩大，是海内外民主救亡浪潮合流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即1936年9月，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成立，由陶行知、王海镜、胡秋原等发起，带领欧洲的40多个华侨组织开展救亡运动，将华侨各界的自发行动引导为统一组织的协调行动。在“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发生后，该联合会在第十五次常会的“对时局宣言”中指出：“全国民众渴望早日释放七位救国领袖”。另外，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但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又“奉派出洋”，“东北军不放在抗日前线，反分别调隔到豫皖苏一带进行调整”。呼吁国民政府“彻底铲除亲日派的势力，把全国抗日的军队都看作自己的军队，让民众的热血，一点一滴，都注流在保卫祖国的疆场上。应首先彻底停止‘剿共’内战，保全东北军实力，并恢复东北军及西北军将领职权”。
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的一年中，海外侨界声援学生运动，敦促国民政府停止“助敌摧残救国力量”，呼吁全国各党派联合一致抗战，收复失地。对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阻止对日妥协退让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全面抗战开始后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由美国侨领邝炳舜发起，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于1937年8月21日在旧金山成立，是抗战时期美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仅义捐一项就达500万美元之多，捐赠额为旅美各大救国团体之首。曾经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发动捐款并组织救国会的旅美爱国侨领司徒美堂，联合纽约地区54个侨团在1937年11月7日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八年抗战期间，“纽约筹饷总会”共募集了330多万美元的抗日款项。
1938年，衣联会会员在捐赠给国内抗战用的救护车起运之前留影
1938年，侨领陈嘉庚、庄西言和李清泉发起成立组织南洋华侨支援抗战、救济战时国内难民的最高领导机关。当年双十节，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虽然比美国华侨发起的救国会晚了将近一年时间，但不鸣则已，在成立大会上，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的45个华侨团体的168位代表共襄盛举。大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南洋华侨必须“坚抱”抗战最后胜利之信念，“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力求实现其每月400万元之常月捐；要求全体侨胞积极为战时的祖国投资，倡用国货，开发祖国资源，“以振我工商业，而厚我经济力”；各地侨胞要和侨居国政府搞好关系，争取他们同情中国抗战。这份横空出世的《南侨代表大会宣言》为南侨总会抗战救国提供了行动纲领，南洋各地80多个筹赈会、1000多个分会，在跨国跨地区的统一领导下汇聚成救亡、建国的洪流。从成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沦陷的几年中，南侨总会共向国民政府捐献国币4亿元。
华侨组织募捐的大量款项，部分被用于购买抗战所急需的一些物资，涉及车辆、飞机、医疗用品、服装、被褥、蚊帐等等。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海外各地华侨共捐献了1000辆救护车，27辆坦克车，运输卡车及各式汽车数百辆。这些华侨组织中不乏杰出的代表，如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它由洗衣工人组建，简称“衣联会”，从1933年成立之初就开始支援抗战。在1938年，该会购买了四辆救护车、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支援抗战，在捐赠的医疗器械中，仅纱布一项就耗资18000美元。在捐献飞机支援抗日方面，菲律宾华侨起步很早，在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即发动热烈的献机支援十九路军的活动。七七事变后，在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菲律宾支会等救国团体的发动下，菲律宾华侨的捐款献机更加踊跃。从1937年到1941年底，全菲华侨捐回国内的购机款达500万元左右，接近抗战时期华侨献机总数的1/4。前文提到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也出手不凡，在1938年分两期募捐购机款，首期共募集到18万美元，超过预定目标12万美元50%之多。
除了捐款捐物，华侨企业家们还积极到国内投资建厂，不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而是尽可能满足抗战之所需。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1940年7月，马来亚闽侨在重庆创办中南橡胶厂，通过大量翻新轮胎为国家节省外汇2000万元，并为西南紧张的战时交通解决了急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泰国华侨和港商合办的大华胶鞋厂迁到昆明，“以廉价出品供应军鞋，动辄数万，不计成本”。
通过捐献财物和投资建厂可以增强抗战力量、提振国内经济，另一方面，通过抵制日货和阻止军工用原材料输入日本，则可以削弱日本的国力和军力。七七事变后，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大致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以往自发的、无组织的行动发展到有组织、有章程地进行。如1937年10月，缅甸华侨成立了“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同年9月，全欧华侨抗联会制订了《抵制仇货运动大纲》，11月，巴黎华侨制订了《取缔贩卖仇货章程》。第二，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大力倡用国货，例如，南洋一带的日本棉织品大多被国货取代。第三，辐射区域广，持续时间长。南洋的抵货活动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沦陷；欧洲的华侨坚持到德国法西斯占领欧洲大陆；美洲的华侨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华侨广泛的抵制日货成绩显著，仅以南洋为例，日本对南洋的贸易输出1938年比1937年约减少38%，其中，1937年日本输出到马来亚的货值为4048.2万元，而1938年猛降至1242.6万元，只有前一年的30%。另外，为了削弱日本的战争机器，美国华侨开展了阻止废钢铁和其他军用物资输往日本的“不供给运动”，造成日本军工业原料的短缺。美国华侨组成纠察队在港口码头昼夜巡查装运废铁的日本商船，并向罗斯福总统和中国驻美领事寻求支持，吁请对日本实行废铁禁运。
1939年美国华侨在长滩码头抗议将废金属输往日本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一方面由于中日之间接连进行大规模会战，中国空军的力量尤其薄弱；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沿海港口都被日本封锁，不得不修筑滇缅公路以运输各种战略物资。所以急需大量的有专业技能的作战人员（尤其是飞行员）、技术人员、后勤人员、医生和护理人员等，于是开始动员、招募海外华侨回国效力。其中，飞行员和南侨机工的贡献卓著，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侨飞行员很多来自美国，也有来自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等国的归侨。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在祖国的蓝天上履行“航空救国”的使命。陈瑞钿（1913-1997），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1932年从美洲华侨航空学校毕业后就回国参加抗战。1937年至1939年期间，陈瑞钿参加了句容空战、韶关空战、南昌空战、武汉空战、南宁空战等著名战役，单独击落敌机5架，合作击落敌机1架，被誉为王牌飞行员和中国的战鹰。相比于战机飞行员的英勇无畏，南侨机工的报国之路也是险象环生，且更加艰苦卓绝。1938年10月，中国东南部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急需大量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1939年2月7日，应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请求，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布《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短短数月，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海外安稳的生活，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分批回到硝烟中的祖国。在滇缅公路这条“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日常面对的是日军频繁的轰炸，恶行疟疾等热带流行病和复杂艰险的路况，然而就是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南侨机工们凭着自己的爱国热诚和过硬的专业技能，在运输的高峰时期（1939年秋至1940年上半年），通过滇缅公路实现了平均每月超过一万吨的运输量。所以，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在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匮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数千名南侨机工毅然加入，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或将失去重要的保障力量。
在抗日救亡的华侨团体中，女性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她们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支援抗战，比如文艺义演、旗袍义卖等。美国华人艺术家李灵爱策划并出资拍摄的纪录片《苦干》（Kukan）荣获1942年第14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特别奖，该片真实记录了1940年8月19日、20日侵华日军飞机对重庆主城实施狂轰滥炸的全过程。
1941年3月26日，美国华人演员黄柳霜为祖国抗战义演募捐
以上介绍的都是海外华侨组织对支援抗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这些团体与国共双方的侨务机构能否积极对接、紧密协作，直接关系到了他们的努力能否充分发挥效力。实际上，国民政府和中共领导层对侨务工作的引导、协助和指导不可或缺。
早在1926年，国民政府就开始设立侨务委员会。全面抗战开始后，又顺应形势相继恢复、增设了“中央海外部”和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战时海外工作纲领》、《指导海外侨民组织团体办法》、《救国公债募集办法》等条例和办法。捐输抗战是抗战时期海外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所作贡献最突出的表现。认购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建设金公债和军需公债等不同种类的公债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方式。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海外华侨购买公债达11亿元，占此一时期公债发行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公债大多未能偿还，成为海外华侨的无偿捐助。其中，总额5亿元的救国公债于1937年9月1日开始发行，当时，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极短时间内国内认购即达到1.46亿元。陈嘉庚先生在已经定期捐款的情况下，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另行认购救国公债，他在激励集美学校师生苦干救国的信中写道：“先自长期认捐，每月二千元，以为侨胞倡，并为鼓励侨胞起见，先交一年计二万四千元。兹又开始劝募救国公债，我政府甚望侨胞能踊跃认购，余又不得不同样有相当之表示，以为倡率，故亦认购十万元。值兹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惟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
1937年救国公债券
全面抗战以后，日本在南洋一带及中国本土千方百计地截获、骗取侨汇；汪精卫集团投敌后，常派人分赴美洲和南洋各地宣传，游说侨胞向沦陷区投资，致使抗战前期上海、厦门、汕头一带的侨汇时有被敌人截获的情况。为此，国民政府为集中管控侨汇，从1937年8月起，对华侨捐款进行归口管理，相关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行吸收侨汇。1939年7月，公布了《统一缴解捐款献金办法》。除了募集救国公债和统制华侨捐款以外，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侨民的教育和救济，征募华侨飞行员、医护人员和技师等回国效力，组织侨乡的预备兵役训练，鼓励并推动华侨回国投资、垦殖，等等。
由于海外华侨捐赠的物品和汇款基本都是先寄交给国民政府的专属机构，然后由国民政府统筹安排物品和资金的分配。八路军和新四军几乎分不到物资。为了打通与国外的联络渠道，中共在1938年1月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简称香港“八办”），由廖承志和潘汉年负责，妥善落实了境外汇款的收款行和捐赠品的转运路线（过境越南）。同时委派一批进步人士奔赴东南亚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将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纵队等坚决抗日的实情传递给海外侨界，动员开展了“援八”和“援四”等运动，在香港“八办”成立后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收到海外华侨汇款220万元及大量抗战物资。自1938年至1939年，经香港“八办”介绍转运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有600余人。为了进一步拓宽对外联络渠道，提升在海外的影响力，在1938年6月，由中共协助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在香港成立，由宋庆龄担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秘书长，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任名誉书记，把建立长期的医疗救济体系放在工作首位。“保盟”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代言人，不仅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输送了大量由华侨和国际友人捐赠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还协助很多外籍医生如白求恩、柯棣华等投身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唤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争取国际社会包括海外华侨对抗战的支持，国共双方和“保盟”分别在香港和重庆开办报刊。按时间顺序依次是：保盟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于1938年6月在香港创刊，向世界报道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援助，其英文版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主理。《华侨先锋》于1938年6月30日在重庆创刊，由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华侨先锋半月刊出版，系统报道中国战场战况，推动侨汇支持国内经济，强调“抗战与建国并重”。《华商报》于1941年4月8日在香港创刊，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廖承志负责筹备，是中共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报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随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相继被日军占领，大批难侨被迫回国，国民政府一方面实施紧急救济，行政院和侨委会先后订定了《紧急时期护侨指导纲要》、《国外战区侨胞紧急救济案》、《回国侨民登记规则》；另一方面号召海外侨胞与侨居国的当地军民一起抗击侵略者，在1941年12月22日通过广播发表《为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告侨胞书》。同月28日，陈嘉庚召集200多位华侨人士开会，宣布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并当选为后援会主席，筹组华侨义勇军。从1942年直到1945年，马来亚的华侨陆续加入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8个独立队，在六个州进行战斗。菲律宾是南洋地区华侨抗日救国工作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菲律宾的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从1942年5月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
中共方面，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廖承志等，指示中共要与英美政府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统一战线。12月9日，发出了《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强调：“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大大的开展南洋各地华侨中的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赞助当地政府一切抗日设施，参加抗日活动。”
军事方面，在日本与美、英宣战后，12月中旬，中国远征军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编成，并随即入缅参战，作战行动得到缅甸、越南、印度等国华侨的有力支持。12月20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在昆明首次迎击日军空袭，陈纳德最初领导的飞虎队中有11名美籍华人。半年之后，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中美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有多位华侨飞行员参与了极具危险性的物资空运，大量的南侨机工则承担了这些空运物资的地面运输和车辆修理工作，部分机工以其语言、技术优势服务于盟军，担任翻译、文员、潜入敌方收集情报等特殊任务。
越南华侨飞行员
侨商方面，美国侨领邝炳舜在1943年募集资金开办中国飞机制造厂支援祖国抗战。著名侨领陈嘉庚、侯西反先是在新加坡建立大规模药厂，准备长期供应前线伤病用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拟将机器设备移入重庆未果，遂把资本移入国内，与国内的中国制药提炼股份有限公司合股，建立重庆制药厂，成为战时“中国唯一新式之最大提炼药厂”。
回顾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的历程，可以追溯到1928年的“济南惨案”，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组织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并担任主席，不到一年时间就筹到新加坡币130万元，推动抵制日货运动从华商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速乃至占领很多亚洲华侨的侨居地国家，全球华侨的民族觉醒的火炬被彻底点燃，无论是亚洲、美洲还是欧洲的华侨组织，都纷纷打破原先的帮派区隔，在陈嘉庚、司徒美堂、邝炳舜等著名侨领的带领下，形成空前的团结，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有生力量。从华侨的个体角度看，他们背井离乡，在侨居国本来只忙于各自谋生，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后，开始认同国家的归属感，把国仇家恨连结在一起，他们有钱出钱，有技出技，有艺出艺，乃至舍生忘死地回国参战。不计其数的普通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捐出了辛辛苦苦挣来的生活费，即便是微薄之力，也足以表达出赤子之心。在抗战最终胜利到来之时，他们一定会为自己曾对国家和同胞所尽的义务而感到自豪。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大厅的浮雕：根
参考资料
1、任贵祥著《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广西师大出版社
2、黄晓坚编著《华侨抗战影像实录：历史的诠释》，中国华侨出版社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鼓励协助华侨回国投资开发实业卷》
4、毕学进、马金华，《全面抗战初期救国公债劝募再考》，《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1期
5、程京武、杨亚红编著《华侨、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广东人民出版社
6、夏玉清著《南洋华侨机工研究（1939-194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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