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1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省委组织部考察组进驻青山镇。
我拿着材料走进会议室，准备接受个别谈话。
推门的一瞬间，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坐在正中央那位考察组组长，正抬起头看向我。
那张脸，我十年都忘不了。
他也认出了我，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
刘国熙书记恰好端着茶杯从后面进来，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变了。
李建康组长站起身，盯着我看了足足五秒钟。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让刘国熙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稳：
"小周，这些年在刘书记手下工作，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沉默着，没有立刻回答。
身后的刘国熙呼吸明显急促起来。
他做梦也想不到，那个被他晾在走廊里无数个三小时的年轻人，竟然认识省委组织部的处长。
而那些让我空等的三小时，终于要让他付出代价了。
这一切，还得从七年前说起。
2011年夏天，我从省城的大学毕业，考进了河川县青山镇民政办。
那年我24岁，意气风发，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番事业。
我叫周红斌，土生土长的农村娃，父母都是种地的。
考上公务员那天，我妈在村口放了一挂鞭炮，说这是老周家祖坟冒青烟了。
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嘴角咧到了耳根子。
那时候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不是康庄大道，而是漫长的熬煎。
青山镇是个典型的农业乡镇，下辖十二个行政村，人口三万多。
镇政府是一栋三层小楼，外墙刷着白漆，看着还算体面。
民政办在二楼最东边的角落，两张办公桌，一台老式电脑，一个铁皮文件柜。
我的搭档姓孙，叫孙国栋，比我大8岁，在民政办干了五年了。
他是个老实人，说话慢条斯理，做事也不紧不慢。
我报到第一天，孙国栋递给我一杯茶水。
他笑着打量我："小周，欢迎你来民政办，这地方清苦，你得有心理准备。"
我接过茶杯点点头："孙哥，我不怕苦。"
孙国栋叹了口气，欲言又止。
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口气里藏着多少无奈。
镇里的党委书记叫刘国熙，52岁，在青山镇干了四年了。
他个子不高，肚子圆滚滚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说话的时候喜欢眯着眼睛，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我第一次见刘国熙，是在镇里的全体干部会上。
他坐在主席台正中央，手里端着茶杯，扫视着下面的人。
那目光扫到我身上时，停顿了一秒。
会后，办公室主任赵海东凑到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刘国熙点点头，又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
赵海东40来岁，瘦高个，眼睛不大但特别精明。
他是刘国熙的心腹，在镇里说话很有分量。
散会的时候，赵海东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上下打量着我："新来的？叫什么？"
我恭敬地回答："赵主任好，我叫周红斌，分到民政办。"
赵海东嗯了一声，扬长而去，连正眼都没再看我一下。
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懂这些人情世故，只顾埋头干活。
民政工作琐碎繁杂，低保、五保、救灾、优抚，哪一样都马虎不得。
我每天骑着电动车下村入户，核实情况，填写表格。
太阳晒得我脸皮发黑，但我心里踏实。
老百姓看我认真，都愿意跟我说实话。
石桥村的钱大爷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
他眼眶湿润着："小周啊，你是第一个肯到我家坐一坐的干部。"
钱大爷今年68岁，老伴走得早，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土坯房里。
他腿脚不利索，靠低保金和种菜过活。
我去他家看过三次，每次都帮他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第一次是帮他修了院墙的豁口，用泥巴和碎砖头糊上的。
第二次是帮他把漏雨的屋顶盖上塑料布，压了几块砖。
第三次是帮他把过冬的白菜收进了地窖。
钱大爷总想留我吃饭，我都婉拒了。
他从破棉袄里掏出几个鸡蛋塞给我。
老人固执地往我手里塞着："拿着，自家鸡下的，不值钱。"
我死活不肯收，老人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最后我答应，下次来吃他一碗面条。
钱大爷这才笑了，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来。
那段日子，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
虽然工资不高，虽然没人关注，但老百姓的认可让我有了干下去的劲头。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基层干部最难对付的不是群众工作，而是另一些东西。
第一次让我意识到问题的，是低保审批那件事。
那年秋天，石桥村有三户人家申请低保，材料我都核实清楚了。
家庭情况属实，完全符合政策标准。
我把材料整理好，送到孙国栋那里过目。
孙国栋翻了翻，点点头表示没问题。
接下来，就得找分管的张副镇长签字，再找刘书记签字。
张副镇长那关很顺利，他看了一眼就签了字。
但是刘书记那关，让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心寒。
那天上午九点，我拿着材料去三楼书记办公室。
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说话声。
我敲了敲门，赵海东的脑袋探出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他皱着眉头："什么事？"
我解释道，材料需要刘书记签字，是三户低保审批。
赵海东撇撇嘴，说刘书记正忙着呢，让我等一会儿。
我应了一声，就站在走廊里等着。
一开始我以为也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的事。
可是我站在那里，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期间刘书记办公室的门开开合合好几次。
有县里的干部进去汇报工作，有企业老板进去送材料。
每个人进去都不用等，进去了也很快就出来。
唯独我，一直站在走廊里，像根电线杆子。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的腿开始发酸。
两个小时过去了，赵海东从办公室里出来，看见我还傻站着。
他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哟，还没走呢？刘书记忙，你改天再来吧。"
我心里憋着一口气，但还是忍住了。
我平静地看着他："不急，我等着就行。"
赵海东愣了一下，撇撇嘴，进去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刘国熙亲自走出来。
他端着茶杯，慢悠悠地走向饮水机，接了杯热水。
然后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又回了办公室。
那一眼里的东西，我看懂了。
那是居高临下的审视，那是有意为之的晾着。
他在等我知难而退，在等我低头求人。
可我偏不。
我继续站着，一动不动。
足足三个小时后，赵海东才出来叫我进去。
刘国熙坐在办公桌后面，连头都没抬。
他随手翻了翻材料，拿起笔签了字。
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
签完字，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他慢条斯理地开口："下次材料准备齐全点，别让我等。"
我忍着火气，平静地回了一句："材料一直都齐全。"
刘国熙的脸色变了变，没接话，挥挥手让我出去。
我拿着签完字的材料走出办公室，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回到民政办，孙国栋看见我的脸色就知道出事了。
他递给我一杯水，叹了口气。
他压低声音问我："等了多久？"
我喝了口水，缓缓开口："三个小时。"
孙国栋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看着窗外，低声开口："刘书记这人，你得学会适应。"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
孙国栋看了看门口，确定没人，才压低声音跟我说了实情。
刘国熙这人，最看不起的就是没背景、不会来事的人。
在他眼里，工作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做人。
所谓会做人，就是逢年过节要有表示，有事没事要往他跟前凑。
你不主动靠上去，他就故意给你穿小鞋。
让你等三个小时，是最常见的手段。
他就是要磨你的性子，让你知道谁是这里说了算的。
我听完，心里凉透了。
但我不想妥协。
我问孙国栋，难道就没有人管这种事吗？
孙国栋苦笑着摇摇头，他无奈地看着我：
"管？怎么管？人家又没违纪，就是让你等一等，你能告他什么？"
我沉默了。
他说得对，这种事情，既不违法也不违纪。
刘国熙签字了，只不过让你等了三个小时而已。
你要是告状，人家说工作忙，抽不出时间，你能怎么办？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基层。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不停地问自己，要不要妥协？要不要学着圆滑一点？
最后我想通了。
我做不了那样的人。
我宁愿被晾着、被挤兑、被边缘化，也不愿意点头哈腰去讨好一个我看不起的人。
反正我做的是民政工作，服务的是老百姓。
只要老百姓认可我，只要我问心无愧，其他的，随他去吧。
从那以后，去刘国熙办公室签字，就成了我的常态。
每次去，每次等，少则两个小时，多则三个半小时。
刘国熙从不明说为什么让我等，他就是那么淡淡地晾着我。
有时候他明明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却让赵海东说他在开会。
有时候他分明只是在和人闲聊，却让我在走廊里站成一根电线杆。
赵海东每次看见我，都带着一种嘲弄的笑：
"周科员啊，你这等功夫真是一绝，换我早不干了。"
我从不接他的话茬，只是淡淡地回一句："事情总要办完。"
时间长了，镇里的人都知道，民政办那个周红斌，是刘书记不待见的人。
有人背后议论，说我是榆木脑袋，不开窍。
有人劝我变通一下，该送的礼还是要送。
也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看我什么时候熬不住，自己申请调走。
可我偏偏不走。
我不是没有退路，凭我的学历和能力，考到县里不是没有机会。
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想看看，这样的日子，到底能持续多久。
2012年冬天，一场冷空气席卷了整个河川县。
石桥村钱大爷家的土坯房顶上，积雪压塌了一角。
我接到村干部的电话，二话不说骑着电动车就去了。
寒风刺骨，我脸都冻得发青，但还是赶在天黑之前到了钱大爷家。
屋子里漏着风，钱大爷裹着破棉被坐在炕头上，瑟瑟发抖。
他看见我进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他嘴唇哆嗦着拉住我的手："红斌啊，你咋来了？这么冷的天。"
我顾不上说话，先帮他把漏风的窗户用塑料布封上。
然后又爬上房顶，用砖头和油毡布临时堵住了塌陷的地方。
忙活完，天已经黑透了。
我搓着冻僵的手，给钱大爷烧了一壶热水。
钱大爷拉着我的手，嘴唇一个劲儿地哆嗦。
他老泪纵横地看着我："红斌，你是好人啊，咱村的人都说你是好干部。"
我安慰他不要激动，这都是我该做的。
回到镇上，我连夜填写了危房改造申请表。
按照政策，钱大爷这种情况完全符合危房改造的条件。
只要审批通过，就能拿到补贴，把房子翻修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材料送到张副镇长那里。
张副镇长看了看，说情况确实紧急，让我抓紧去找刘书记签字。
我深吸一口气，又一次走向了三楼那间办公室。
这一次，我又等了三个小时。
刘国熙在办公室里和赵海东聊家常，声音大得走廊里都能听见。
他们聊的是谁家孩子当了干部，谁又新提了副科。
赵海东谄媚的笑声一阵一阵的，听得我直反胃。
中途赵海东出来接水，看见我还站在那里。
他挑着眉毛打量我："周科员，又来等着呢？也不嫌累。"
我面无表情地回答："事情紧急，必须尽快办。"
赵海东撇撇嘴，端着水杯回去了。
三个小时后，刘国熙终于叫我进去。
他翻了翻材料，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
他不紧不慢地敲着桌子："危房改造？这事不急，再等等。"
我据理力争，说钱大爷家屋顶塌了，再不修过不了这个冬天。
刘国熙冷笑了一声。
他把材料往桌上一扔："年轻人，别整天跑这些婆婆妈妈的事，要学会抓重点。"
我心里火往上窜，但还是忍住了。
我咬着牙开口："刘书记，这是老百姓的安危，不是婆婆妈妈的事。"
刘国熙愣了一下，脸色阴沉下来。
他猛地把材料摔在桌上："你教训我？"
我深吸一口气，没有退让。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只是说实情。"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空气都凝固了。
刘国熙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终于拿起笔签了字。
他把材料甩给我，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滚吧。"
我拿着材料走出去，手都在微微发抖。
不是怕，是气的。
那种被人当成蚂蚁一样践踏的滋味，让我恨不得一拳砸在墙上。
但我忍住了。
我知道，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钱大爷的房子比我的尊严重要。
只要材料签下来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那年腊月，钱大爷的房子终于修好了。
我去验收的时候，老人非要留我吃饭。
这一次我没推辞，在他家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
钱大爷坐在炕头上，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咸菜。
他眼睛红红地看着我："红斌，好人有好报，老天爷看着呢。"
我笑着宽慰他，说大爷你别说这些，这都是政策好。
老人摇摇头，固执地看着我。
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开口：
"政策再好，也得有人愿意跑腿。那些光会坐办公室的，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
那碗面我吃得很香，也吃得很酸楚。
我想，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意义吧。
这些年，刘国熙对我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每一次签字，每一次等待，已经成了一种默契。
他用这种方式羞辱我，我用不动声色的坚持对抗他。
我们之间没有正面冲突，但彼此都心知肚明。
他看不起我，我也瞧不上他。
镇里的人都以为我会熬不住，早晚得走人或者低头。
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还是那个民政办的周红斌。
工资不高，职位不升，但老百姓的事，我一件也没落下。
2015年春天，镇里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刘国熙作工作报告。
讲到最后，他忽然点名批评民政工作推进缓慢。
他站在台上环顾四周："有些同志，整天就知道跑村里，本职工作却一塌糊涂，材料报不上来，时间卡不住。"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但我没有站起来辩解。
张副镇长坐在旁边，低着头一言不发。
散会后，赵海东故意走到我身边，皮笑肉不笑。
他拍着我的肩膀阴阳怪气地开口：
"周科员，刘书记刚才说的，你可得好好反思啊。"
我甩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办公室，孙国栋沉默了半天。
他最后叹了口气，低声劝我："红斌，算了吧，犯不着。"
我没接话，继续整理手头的材料。
晚上回到宿舍，我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
那种压抑的感觉，几乎让我窒息。
我掏出手机，翻到了考公网站的页面。
县里正在招考，我完全可以报名试一试。
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刘国熙的阴影，重新开始。
可是想了一夜，我还是没有报名。
不是舍不得这份工作，是舍不得那些信任我的老百姓。
石桥村的钱大爷，黄土岭的李老太，河湾村的张寡妇……
他们那些期盼的眼神，让我没法说走就走。
我想，再熬一熬吧。
刘国熙迟早会走的，不可能在这个镇上干一辈子。
等他走了，情况也许会好一点。
我就这样安慰自己，继续熬着。
一熬，又是三年。
2018年秋天，一个消息在镇政府炸开了锅。
刘国熙被列为县委常委候选人，省委组织部将派考察组进行民主测评和个别谈话。
这意味着，刘国熙很可能要高升了。
那几天，刘国熙春风得意，走路都带着风。
他专门开了一个班子会，强调要展现青山镇的良好精神面貌。
赵海东比平时更加忙碌，进进出出地安排各种事情。
我坐在民政办的角落里，冷眼旁观。
心里不是滋味，却也无可奈何。
我想，这世道就是这样，会钻营的人步步高升，老实干活的人永远在底层。
刘国熙走了也好，换一任书记，也许对我会好一点。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命运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考察组到镇上那天，我正好在石桥村走访。
村干部给我打电话，说镇里来人了，让我赶紧回去。
我骑着电动车往回赶，心里没当回事。
这种考察，跟我这个普通科员有什么关系？
我连候选人都不是，民主测评投个票就完事了。
下午的民主测评很快就结束了。
刘国熙全程陪同，殷勤备至，脸上堆满了笑。
我远远地看着他点头哈腰的样子，心里泛起一阵厌恶。
测评结束后，考察组组长宣布要进行个别谈话。
这是惯例程序，抽选一部分干部单独了解情况。
赵海东拿着一份名单凑到刘国熙耳边嘀咕了几句。
刘国熙看了一眼，微微点头。
然后，考察组组长说了一句话，让刘国熙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平静地看着名单开口："民政办的同志怎么没有？"
刘国熙愣了一下，解释说民政办人手不足，今天下村了。
组长没有理会他的解释，淡淡地补了一句："那就加上吧，明天谈。"
刘国熙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我站在人群后面，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
我以为，这只是考察组的例行安排，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第二天上午，当我走进那间会议室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它会在你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那天早上，阳光很好，秋风微凉。
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拿着一个塑料文件夹，往会议室走。
说实话，我心里没什么准备。
这种个别谈话，无非就是问几句对候选人的评价，走个过场而已。
我打算说几句客套话，敷衍过去就算了。
毕竟刘国熙再怎么不待见我，也犯不着在考察组面前给他上眼药。
我不是那种背后捅刀子的人。
会议室在二楼东边，门半掩着。
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沉稳有力的声音："请进。"
我推门进去，目光扫向房间正中央。
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青山镇的全景图。
桌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50多岁的样子，面容严肃，目光锐利。
他正在翻阅一份材料，听到门响，抬起头看向我。
就是这一眼，让我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那张脸，我做梦都忘不掉。
十年了，整整十年。
他比当年老了一些，头发花白了不少，但那双眼睛还是那样深邃。
是他，一定是他。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整个人都懵了。
他也认出了我，眼神里满是惊讶和难以置信。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谁都没有说话。
空气似乎凝固了，时间也停止了流动。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比一下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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