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那可是炸了锅。
平日里那个走路拄拐、见谁都乐呵呵的半身不遂老头李家琪，居然被荷枪实弹的公安给端了。
街坊四邻当时都懵了，心想是不是抓错人了？
可等到那台大彩电、微型胶卷、还有密写纸从床底下掏出来的时候，大伙儿才回过神来：原来这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平时装得人五人六，骨子里全是坏水。
谁能想到，这老头还是台湾当局钦点的“华北地区特派员”。
这名头听着挺唬人，其实干的就是阴沟里翻船的勾当。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咱得把日历往前翻翻。
80年代初那会儿，北京城刚有点改革开放的热乎气。
李家琪住在他五叔家，对外说是从青海劳改农场特赦回来治病的孤寡老人。
按理说，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日子应该过得紧巴巴才对。
但这老头不一样，家里那台彩色电视机，摆在那个年代的破四合院里，简直就像现在谁家门口停了辆法拉利一样扎眼。
那时候买个黑白电视都得托人找关系，他一个无业游民哪来的钱？
这彩电可不光是看的，那是他的护身符。
每到半夜，这老头就把电视声音开得老大，然后在屋里鼓捣收音机和化学药水。
邻居张大妈那鼻子比警犬都灵，老闻着他屋里有股烧纸味，还以为这老头迷信搞封建活动，哪知道那一团团火苗烧掉的，全是咱国家的核心机密。
李家琪这人，那是典型的“坏人变老了”。
早在1947年，这货就是军统局的职业特务，当年因为装解放军装得不像，不懂规矩被一眼识破，蹲了半辈子大狱。
1975年国家宽大处理，把最后那批战犯都放了，他也跟着沾了光。
几十年牢饭没把他改造好，反倒把心里的那点毒汁熬得更浓了。
他一出来，不想着怎么报恩，反手就跟台湾特务机关搭上了线。
对于那边来说，这就好比是在北京城里埋了一颗不需要维护的定时炸弹，划算得很。
1979年，带着活动经费和间谍器材，李家琪回到了北京。
他心里门清，光靠自己这把老骨头肯定没戏，得找个替死鬼。
这一找，就盯上了同院寡妇王大姐的闺女——仇云妹。
在李家琪眼里，这就是送上门的肥肉。
这老头玩得那叫一个阴。
他没上来就谈策反，而是玩起了“温情杀”。
在这个重组家庭里，他装得比亲爹还亲，嘘寒问暖，还拿特务经费给家里买大件电器。
仇云妹从小缺父爱，哪受得了这个？
一来二去，真把这老特务当成了家里的大恩人。
等到时机成熟，李家琪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听“国家大事”，说什么想开开眼界。
李家琪趁着家里人睡着，躲被窝里用微型相机咔咔一顿拍。
这手段，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短短几年，这个看起来和睦的小院，成了最高效的情报中转站。
那边一看这老头这么能干，直接封官许愿，李家琪做梦都想着反攻大陆后能混个一官半职。
但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先是那台不合时宜的彩电惹了眼，再就是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1980年初，一封举报信就送到了公安局。
侦查员们没急着抓人，而是在暗处足足盯了他两年。
这一盯不要紧，发现这残疾老头“演戏”演穿帮了。
他经常拄着拐杖在党政机关门口晃悠，看着是在遛弯，其实眼神贼得很，专门记录进出车辆的车牌和频率。
更绝的是，他在没人的时候，那腿脚利索得跟好人一样，根本不用拐杖。
1983年1月，随着两个交通员在边境落网，萝卜带出了泥，李家琪的底裤都被扒干净了。
那些藏在阿司匹林药瓶里、香烟盒夹层里的秘密，全成了铁证。
抓捕那天特别利索。
面对满屋子的证据，李家琪那层“慈祥长者”的皮算是彻底扒下来了，瘫在地上跟一滩烂泥似的。
他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殊不知在历史的车轮面前，他连个过河卒子都算不上。
最惨的是仇云妹。
直到手铐戴上，她才明白那个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的“慈父”，其实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她在法庭上哭得撕心裂肺，因为泄露国家重要机密被判了5年。
这姑娘的一辈子，就这么被毁了。
这案子当时轰动全国，老百姓都惊着了：原来间谍不都是穿着风衣戴墨镜的，可能就是隔壁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大爷。
李家琪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一次，他再也没等到什么特赦。
1987年，他在监狱里病死，那边连个屁都没放，仿佛这人从来没存在过。
参考资料：
穆玉敏，《北京警察百年档案》，人民公安出版社，2003年。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2008年第3期。
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栏目组编，《新中国反间谍实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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