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你是怎么搞的？第一次上门，手里竟然是空的？”
1951年深冬，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毛泽东盯着眼前这个穿着破旧灰大衣的女人，劈头盖脸就是这么一句。
在场的警卫员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要知道，这个女人可是顶着“国民党官员家属”的帽子硬闯进来的。
这一瞬间，陈国生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她没想到千里迢迢来北京，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开场。
要知道，她为了进这个门，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赌了一把。
周围人都说她疯了，一个在湖南摆地摊卖香烟的女人，丈夫还是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谁给她的胆子往北京跑？
可她就是来了，穿着那是借来的大衣，口袋里揣着一张只剩半截的车票，站在了全中国最难进的门口。
毛泽东这句话问得太重了，重到陈国生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出来。
她以为舅舅是怪她不懂礼数，怪她没带点湖南的腊肉或者辣椒。
其实这事儿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其中的误会，就像那时候的北京天儿一样，冷飕飕的，却又透着股让人琢磨不透的劲儿。
陈国生哪里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的，不是责备，是一个老人对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的念想。
但当时，她只觉得天都要塌了。
02
这事儿得从头捋，陈国生这辈子的命，简直就是在那段动荡岁月里坐过山车，起起伏伏没个消停。
她本名不叫这个，亲爹妈是梁泽南和陈淑元，1928年那会儿，这两人先后掉了脑袋。
一个在岳阳刑场，一个在长沙看守所，那年陈国生才5岁。
党组织把她送给了陈芬和毛泽建，这两位可是毛泽东的至亲，毛泽建是毛泽东最疼爱的堂妹。
毛泽建这人，那是出了名的铁娘子，可惜命不好。
没过多久，这两位养父母也牺牲了，脑袋被挂在城墙上示众。
短短几年，陈国生把人间惨剧尝了个遍，从烈士遗孤直接跌成了没人要的野孩子。
外祖母把她接回去，为了活命，甚至给她改了姓，从此“梁国生”变成了“陈国生”。
那个年代，活着就是最大的本事，脸皮薄的人早就饿死了。
她在湘潭街头给人洗碗换馒头，编草鞋换稀饭，好不容易熬到了1939年，命运又跟她开了个玩笑。
家里人做主，把她嫁给了宋毅。
这宋毅当时可是个风光人物，国民党警察局的督察员，穿着制服那是威风凛凛，走路都带风。
陈国生那时候也没得选，孤儿寡母的，找个穿制服的男人，起码能不受欺负，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谁能想到，这层身份，十几年后成了压在她身上的一座大山。
这就是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婚结得，在当时看是高攀，在后来人看，那就是给自己挖了个坑。
可那时候谁长了前后眼呢？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安稳嘛。
宋毅这人其实也不坏，就是在这个大染缸里混饭吃，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大恶事，就是个混日子的旧官僚。
两口子就这么凑合着过，生儿育女，想着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03
时间到了1949年，天亮了，但也变天了。
宋毅虽然起义了，归顺了新政府，但档案袋里“国民党伪职人员”那几个黑字，怎么抠都抠不掉。
分配工作的时候，这事儿就显得特别尴尬。
宋毅被塞进银行当了个收发员，勉强有口饭吃，虽然工资不高，但好歹是个正经单位。
陈国生就惨了，她想去扫大街，街道办的人翻了翻表格，看着那一栏“丈夫：伪职留用人员”，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办事员冷冰冰地告诉她：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丈夫历史需要观察，回去等通知吧。
这一等就是遥遥无期，像是石沉大海。
夏天她在菜市场门口摆摊卖纸烟，那一包烟也就赚个分分钱，还得看人脸色。
冬天手冻得全是血口子，在冷水里洗衣服，疼得钻心，邻居看见了都绕着走，生怕沾上什么晦气。
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那是把尊严踩在泥地里摩擦。
日子眼看就要过不下去了，1950年秋天，有个消息在湘潭炸开了锅：毛岸英回湖南省亲了。
陈国生心里那团火又燃了起来，她想起了自己那层被埋了二十年的关系。
她可是毛泽建的女儿啊，那是毛主席的亲外甥女。
虽然是过继的，但在那个讲究宗族的年代，这就是亲的。
她找到了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硬着头皮递上了自己的材料。
没过多久，北京的回信来了。
信封上是熟悉的毛笔字，但内容却像一盆冷水浇在头上。
信里大概意思是：信收到了，知道你们很难，但在湖南当地想办法解决工作，不要来北京。
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不搞特殊，不走后门，哪里来回哪里去。
周围人都劝她认命，丈夫宋毅更是怕得要死，说你别去自讨苦吃，万一惹恼了上面，连现在这收发员的工作都保不住。
陈国生偏不信这个邪，她那股子湖南妹子的辣劲儿上来了。
她把家里唯一那件像样的灰布大衣翻出来，补了补破洞，东拼西凑借了路费。
那是一张站票，她就这么一路晃荡，挤在充满了汗臭味和烟味的车厢里，一路晃荡到了北京。
这一路，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就想问问，烈士的后代，难道就因为嫁错了人，就该饿死吗？
04
到了中南海西门，那是1951年的10月，北京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警卫战士看着这个衣衫褴褛、面色蜡黄的女人，手里还攥着一封皱皱巴巴的信，一脸警惕。
陈国生也不怵，她拿出了那封信，那是她唯一的通行证，也是她最后的底牌。
等了足足两个小时，腿都站麻了，终于有人领她进去了。
那一刻，她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给那死去的养父母讨个说法。
一进菊香书屋，屋里暖气很足，跟外面的冰天雪地简直是两个世界。
还没等她把身子暖过来，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毛泽东看着两手空空的陈国生，脸色沉了下来，问她为什么没带东西。
陈国生当时就懵了，脑子里嗡嗡作响。
她想：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舅舅这是嫌弃我穷，嫌弃我没带礼物。
其实这一刻的误会大了去了。
毛泽东是什么人？他缺那点土特产吗？
他要的哪里是什么礼物，他要的是家乡的消息，是那些牺牲亲人的遗物。
毛泽建牺牲那么多年，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留下，毛泽东心里苦啊。
他以为陈国生这次来，怎么也能带点毛泽建生前用过的东西，哪怕是一块手帕，一封旧信也好。
结果陈国生两手空空，啥也没有。
这让毛泽东怎么能不失望？怎么能不着急？
那句“怎么空着手来的”，根本不是要礼，是要情，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渴求。
陈国生低着头，双手死死攥着衣角，半天才憋出一句：家里都被抄光了，什么都没剩下，连张纸片都没留下。
屋里的空气凝固了几秒钟，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毛泽东没有再追问，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一些。
他开始详细问宋毅的情况，问他在国民党那边干过什么，有没有血债。
陈国生老老实实回答：就是负责事务管理，管管后勤，没抓过共产党，也没杀过人。
听到这里，毛泽东的脸色才彻底缓和下来。
最后，毛泽东没有给她安排什么高官厚禄，也没有给她批条子走后门。
他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了几百块钱，塞到了陈国生手里。
这是他作为舅舅的一点心意，是私房钱，不是公款。
临走前，毛泽东还是那句话：钱你拿着，困难我能帮一点是一点，但工作的事，还是回湖南去，相信地方政府会安排好。
陈国生拿着钱，没说一句抱怨的话，也没再赖着不走。
她给毛泽东鞠了个躬，转身走进了北京的寒风里。
这一趟，她没求来官，没求来权，只求来了一份亲情的确认，和一个沉甸甸的信封。
05
回到湖南后，陈国生的待遇确实变了点。
毕竟是去过中南海的人，这消息在小地方传得快。
省里给安排了工作，先是在茶厂当清洁工，后来调到肉食公司站柜台卖猪肉。
一个月30块钱，在那个年代，饿不死，但也富不了。
单位里的人开始对她客气了，有人试探着问她是不是毛主席的亲戚，想让她帮忙递个话、办个事。
陈国生就一句话堵回去：我们只是老乡，没别的关系。
她那个丈夫宋毅，看着老婆这层关系，心里也长了草。
宋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喝闷酒，摔杯子，埋怨陈国生为什么不利用这层关系帮他弄个一官半职。
哪怕不当官，把那个“留用人员”的帽子摘了也行啊。
宋毅吼道：你舅舅是主席，你哪怕稍微哭两嗓子，我们家至于过成这样吗？
陈国生坐在灶台前熬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她心里清楚，那几百块钱是亲情，但如果拿这层关系去换官做，那就是交易。
那是对死去的毛泽建最大的侮辱，也是给毛泽东脸上抹黑。
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几十年。
陈国生每天早上5点起床，系上白围裙，在肉食公司的柜台后面切猪油、称牛肚。
她的手变得粗糙不堪，全是茧子，哪里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来买肉的顾客排成长队，谁也不知道这个手脚麻利的营业员，竟然能直通中南海。
一直到毛泽东去世，陈国生都守着这个秘密，安安分分地当她的售货员。
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揭不开锅，她也没给北京写过一封求助信。
晚年的时候，有记者闻着味儿找上门，想采访她，挖掘点什么秘闻。
她大门紧闭，谁也不见。
地方上想给她整理资料，写什么回忆录，说是要宣传红色家风。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好写的，我就是个卖肉的，大家都要吃饭，都要干活，有什么特殊的？
她这辈子，在那次进京之后，就彻底把自己藏进了尘埃里。
宋毅到死也没当上官，一辈子就是个小职员，郁郁不得志。
陈国生到死也没发过财，守着那点死工资过了一生。
那个年代的人，骨头就是这么硬。
比起现在那些恨不得把远房亲戚关系都挂在嘴边以此谋利的人，陈国生这沉默的一生，才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几百块钱早就花光了，但她在中南海带回来的那份分寸感，却守了一辈子。
这哪是傻啊，这才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什么饭能吃，什么饭吃了会烂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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