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车驶过鸭绿江，窗外的景色像被调慢了帧率。高楼大厦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斑驳的标语墙、整齐但款式老旧的居民楼，和街上川流不息的自行车。一股混合着煤烟和旧书报的气味隐约飘来。坐在我前排的王阿姨，忽然摘下墨镜，眼圈有点红，对她老伴低声说：“老头子，你看，这像不像咱厂区八十年代的样子？”
我们这一车，大多是银发族。来朝鲜，嘴上说是“看看不一样的风景”，但心里那点弯弯绕，彼此都清楚。老李是退休教师，他摊开一本发黄的相册，指着里面穿着绿军装、背景是模糊毛主席像的年轻人：“我这把年纪了，就是想回来找找这个。”
我，一个普通的中国退休职员，混在他们中间，既理解这种“寻根”般的冲动，又带着几分旁观者的疏离。直到我们走进那家位于平壤中心的涉外商店，所有复杂心绪，都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略带荒诞的消费狂欢冲刷得变了形。
商店宽敞明亮，商品陈列得一丝不苟，透着一种我们久违的“国营”气息。但安静很快被打破。几位阿姨，瞬间围住了人参柜台。“哎哟，这个好！野生的吧？国内哪有真的！”“给我来五盒，不，十盒！送人体面！”她们的声音清脆利落，带着一种在菜市场挑选最新鲜蔬菜般的笃定和豪气。收银台开始发出持续不断的点钞机沙沙声，像一场急促的雨。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东北口音的大姐，她几乎“包圆”了松茸柜台。印着“特级”字样的礼盒，被她一摞摞搬到购物车上，动作熟练得像在自家仓库提货。旁边的朝鲜女营业员，穿着深蓝色制服，扎着整齐的头发，脸上保持着专业的微笑，但那双快速眨动的眼睛，和微微抿紧的嘴唇，泄露了她内心的惊涛骇浪。我粗略估算，那位大姐那一推车的“山珍”，足够买下这营业员好几年的青春。
我正暗自咂舌，身旁一位大叔，拍拍我的肩膀，指着玻璃柜里的安宫牛黄丸，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旁边人听到：“这玩意，材质地道。国内？哼，原料就说不清。买回去，自己吃放心，送人是硬通货。”他眼神里闪着精明的光。我忽然明白了，这哪里是单纯的购物？这是一场对“安全”和“真实”的紧急采购，是在我们用几十年跑完了别人几百年的路之后，对身后扬起的那片“雾霾”的集体焦虑。我们买的不是补品，是心理安慰，是对那个我们亲手告别的、但记忆中“干干净净”的年代的赎买券。
然而，这膨胀的购买力，在当天晚上的宴席上，显露出了它粗粝的另一面。
晚餐算是朝方精心准备的“盛宴”。有鱼有肉，有酒有饮料。许多团友很满意，毕竟体验“异国风味”。但购物资深的那几桌，挑剔声渐渐响起。“这鱼土腥味太重了。”“油用得不好，吃不惯。”“尝尝就行了，别多吃，小心肠胃。”筷子蜻蜓点水般碰过菜肴，大块的鱼肉、整只的鸡腿、几乎没动的米饭，随着转盘转动，最终被遗忘在盘子中央。
我看着服务员——一个脸庞稚嫩、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朝鲜姑娘，默默地来撤走这些杯盘狼藉。她低垂着眼睑，动作很轻，但我看见她的目光在那些完整的、未被珍惜的食物上停留了一瞬，那眼神里没有指责，只有一种深深的、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惋惜，像看着一件珍贵的东西被不经意地打碎。我的脸突然有点发烫。我想起母亲，哪怕在物质最丰富的这些年，她也见不得碗里剩一粒米。那种对食物近乎本能的敬畏，曾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胎记。如今，这胎记在巨大的丰裕中，是否已悄然褪色？我们一掷千金追求“绿色健康”，转头却对由汗水直接凝结而成的普通食物如此轻弃，这种割裂让我如坐针毡。
行程最后一天，在商店等待集合时，那位一直很安静的年轻朝鲜女营业员，趁着周围没人，用生涩但清晰的中文，轻轻问我：“先生，中国的工资……很高吗？”她的眼睛清澈，好奇，没有杂质，就像我们刚刚购买的、那些标榜“无污染”的蜂蜜。她指指不远处正兴奋核对购物清单的团友们：“他们，好像……不担心钱。”
我瞬间语塞，尴尬像潮水般从脚底漫上来。我该怎么说？说我们有些人确实有钱了，但钱来得并不都容易？说我们也有巨大的压力和焦虑，才来这里寻找“慢”和“真”？说这种“不担心钱”的表象下，是更深层的对失去健康的担心、对人际关系的投资算计、乃至代购的生财之道？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化成一句苍白无力的：“中国……很大，情况不一样。”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清澈眼神里的困惑，像一面镜子，突然照出了我们这群“豪客”身影的模糊与复杂。
回程的大巴再次启动，驶向灯火辉煌的鸭绿江对岸。我们满载而归，车厢里充斥着比较战利品和分享购物经验的喜悦。王阿姨小心地抚摸着人参礼盒，满足地叹气：“这下回去，能给孙子熬点好的汤了。”老李则翻看着在主体思想塔买的徽章，沉默不语。
我靠在车窗上，手里攥着买给老伴的所谓“野生蜂蜜”，心里却沉甸甸的。这一趟，我们像一群闯入平行时空的游客，用鼓胀的钱包，在那个按下慢放键的世界里，购买了一份关于“纯粹”的昂贵幻影，也无意中完成了一次残酷的对比教学。朝鲜姑娘那个关于工资的简单问题，和那桌被浪费的食物，像两根细针，轻轻刺破了我此次“怀旧之旅”的多愁善感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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