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其实早就注定了很多人的命运。
一份沉甸甸的案卷摆在了中南海的桌上，旁边还附着几位天津高级干部的求情信。
意思大概是：这两位可是老战友，战功赫赫，能不能别杀头？
给个死缓，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赎罪行不行？
但这事儿没商量。
毛泽东当时的反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破防”了，那种愤怒是压在嗓子眼里的雷霆。
他只认准了一个死理：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这一刀才非砍不可，只有杀了两只老虎，才能救下几千只苍蝇。
说实话，翻开刘青山当年的履历，你真的会觉的惋惜。
这人拿的是标准的“草莽英雄”剧本。
把时间倒回1932年，那会儿的河北高阳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日本人要命，国民党要钱，地主还要扒皮。
年轻的刘青山那年才入党不久，二话不说就提着脑袋干革命。
他在死人堆里滚过几回，那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1937年还去了抗大深造，在冀中平原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那时候的他，估计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老百姓最恨的那种人。
谁能想到呢？
悲剧往往就是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开始发芽的。
1949年天津解放，刘青山当了地委书记，张子善是专员。
这一下子从农村进了城，住进了小洋楼，眼界是开了，心眼也跟着歪了。
当时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还在零下三十度啃着硬得像石头的炒面，这二位却觉的“老子打天下，小子坐天下”是天经地义的。
这不就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吗？
以前穿草鞋走二万五千里不嫌累，现在坐吉普车还嫌不够气派。
这种堕落真不是一天两天的，是温水煮青蛙。
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他们贪了多少，而是他们连什么钱都敢动。
根据后来的档案查实，这两人利用职权，把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款、治河专款全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
总共贪污了171亿6272万元（旧币）。
这数字看着吓人，换算成现在大概1700多万。
但在那个国家穷得叮当响的年代，这笔钱能买将近一吨黄金，或是十几架战斗机。
这哪里是贪污，这分明是在拆新中国的墙角。
更缺德的是1950年治理潮白新河。
这本来是给老百姓保命的工程，结果成了这哥俩的“发财树”。
他们挪用治河款去做生意、挥霍，导致工地上干活的民工连饭都吃不饱。
那是大冬天啊，民工们在冰水里干活，吃的是猪狗食，得病没钱治，死了不少人。
你说这还是当年那个誓死保卫乡亲口粮的红军战士吗？
这时候的他们，早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穿了，心安理得地吃起了“人血馒头”。
这么大的动静，难道没人管？
当然有。
当时的天津专区副专员李克才，就是那个敢于“捅马蜂窝”的硬骨头。
面对这两位顶头上司，还有他们背后那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李克才没怂。
起初他的举报信就像扔进大海里的石头，没个响声。
毕竟那会儿讲究资历，怀疑两位“大功臣”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但李克才就是那种“一根筋”，直接越级向华北局举报。
这种孤勇，在任何时代都值的也就是两个字：敬佩。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1952年2月10日，河北保定东关大校场，两声枪响，干脆利落。
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死刑。
这两颗子弹，不仅打爆了两颗头颅，更是在给全党几百万干部提了个醒：别以为立过功就有“免死金牌”。
中国共产党不是李自成，进了北京城要是敢腐败，下场就是被历史淘汰。
这一枪，实际上是新中国为了保住政权纯洁性，不得不做的“壮士断腕”。
这事儿还有个特别让人唏嘘的后续。
刘青山被枪毙后，留下了三个孩子，成了“贪官之后”，日子很难过。
这时候站出来的，是刘青山的亲弟弟刘恒山。
同样是早年参加革命，刘恒山却一直在农村务农，过着清贫的日子。
面对哥哥的罪行，他没抱怨党，也没避嫌。
他一边说中央判得对，一边含着泪把哥哥的两个儿子接回家抚养成人。
这才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另一面：原则是原则，亲情是亲情，在这个朴实的农民身上，人性闪着光。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不仅仅是一桩贪腐案那么简单。
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初心和欲望的博弈。
当年的那一枪，穿越了七十多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有回响。
它告诉后来人：在糖衣炮弹面前，曾经的功劳簿救不了命，唯有手脚干净，才是唯一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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