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广西，军阀混战的余波未平，蒋桂战争后上台的俞作柏、李明瑞政权根基飘摇。彼时，大革命失败的阴霾尚未散去，全国革命处于低潮，而广西右江流域的群山之间，一场影响深远的武装起义正在悄然酝酿。邓公（时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南宁，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走出了一条贴合实际的革命道路，百色起义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武装割据的重要实践。

1929年8月，邓公抵达南宁后，并未机械执行中央“以城市为中心”的指示，而是迅速研判广西局势。俞作柏、李明瑞虽为国民党将领，却与蒋介石集团存在深刻矛盾，亟需借助中共力量巩固地位。邓公抓住这一契机，确立了“团结、教育、争取”的统战方针，既与俞、李共筹反蒋大计，又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暗中发展革命力量。通过俞作豫的联络，中共干部被陆续安排到广西军政部门任职，张云逸出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教导总队担任教官，为掌握武装埋下伏笔。

统战工作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受“左”倾思想影响，曾批评广西党组织对俞、李存在“幻想”，要求开展反改良主义斗争。邓公坚持从实际出发，认为俞、李的进步倾向值得利用，若盲目对立将丧失发展机遇。在他的坚持下，广西党组织不仅未与俞、李决裂，反而推动其释放被捕的进步人士，恢复工会、农会组织，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军还获得了“右江护商大队”的合法名义与武器支持。短短两个月，广西全省共产党员从寥寥数人发展到420人，右江农军规模突破两千人，革命力量快速积聚。

1929年9月，俞作柏、李明瑞在国民党改组派游说下，决定仓促出兵反蒋。邓公敏锐预判其必败，当即制定应变方案：一方面劝说俞、李暂缓行动，另一方面秘密部署部队转移。当月下旬，俞、李出兵广东后，所部果然因部下倒戈而迅速溃败。危急时刻，邓公果断下令，将中共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及军械库物资分水路陆路转移，向群众基础深厚、敌人控制力薄弱的右江地区开进。10月20日，水陆两路部队在百色平马镇会合，成为起义的核心力量。

抵达百色后，邓公主持召开党委会议，确立了“发动群众、整顿部队、建立政权”的工作重点。部队进行了彻底整顿，清洗反动分子，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同时分散到各县发动群众，收缴地方反动武装枪支。针对右江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邓公强调民族团结，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吸纳壮族、瑶族群众加入革命队伍，使起义获得了广泛的民族基础。11月，中共中央批准起义计划，确定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12月11日为起义日期。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红旗，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与右江农军共四千余人宣布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成立，邓公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当天，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步成立，颁布了一系列革命纲领。起义并非终点，而是根据地建设的开端。邓公回到右江后，亲自领导土地革命，在旧州屯开办干部培训班，与韦拔群等人共同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推行“分耕”“共耕”等多种分配方式，东兰县东里村的共耕社当年便实现粮食丰收，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根据地建设中，邓公展现了灵活的战略思维。针对龙州发生的蒙志仁叛乱，他果断推迟龙州起义时间，待局势稳定后于1930年2月成功发动起义，形成左右江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格局，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面对中央后来下达的“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立三路线”指示，邓公经过实地考察，认为红七军兵力不足，硬攻大城市必遭重创。在全州会议上，他力排众议，说服部队放弃攻城计划，转向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历经桂、黔、湘、粤、赣五省，行程七千余里，大小战斗百余次，于1931年7月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编入红三军团，成为红军的骨干力量。留守的红军与农军在韦拔群等人领导下，坚持了两年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五千多名各族儿女为革命献出生命。百色起义虽未实现直接的军事胜利，却创造了独特的革命经验：它首次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的有机结合，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道路的可行性。

邓公在百色起义中的实践，贯穿了实事求是的核心思想。他不盲从上级的错误指示，不固守教条化的革命模式，而是根据广西的政治局势、民族构成、群众基础灵活调整策略。从统战工作的推进到部队转移的决策，从土地政策的制定到行军路线的调整，每一步都体现着对实际情况的尊重。这场起义不仅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塑造了邓公后来一以贯之的务实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