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专列停在了安徽明光火车站。
站台上，一个快五十岁的教书先生早早就候着了，眼神里透着股热切。
他觉着，这不仅是迎接个大军阀，更是来见见当年那个在日本连饭都吃不上的“穷老弟”。
谁知蒋介石一下车，眼神往这边一扫，那种冷漠和傲慢，就像看个路边的乞丐。
哪怕这人二十年前在日本帮他交过学费、把他引荐给陈其美，这一刻在蒋总司令眼里，都成了过眼云烟。
这股寒意，比那年冬天的风还要刺骨。
那位教书先生在风里愣了半天，算是彻底活明白了：那个热血青年早死了，眼前这个，就是个被权力喂饱了的独裁者。
这个在站台上心灰意冷的老头，叫汪雨相。
谁也没想到，这次热脸贴了冷屁股，竟然把他逼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个前清的秀才、同盟会的老资格，居然在花甲之年，带着全家老小，把家产全卖了，一头扎进了延安。
而他的儿子，几十年后更是成了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上海市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
说起汪雨相这人，咱得把日历翻回1904年。
那会儿大清朝眼瞅着就要完犊子了，26岁的汪雨相虽然考上了秀才，但脑子一点都不迂腐。
看着洋人在家门口耀武扬威，他一咬牙，把四书五经一扔，直接跑去日本留学了。
在东京明治大学，这人因为字写得漂亮，被孙中山一眼相中，拉去当了秘书，成了同盟会最早的那批会员。
也就是在日本混的那阵子，汪雨相碰上了落魄的蒋介石。
那时候老蒋那是真穷，想上军校都没门路，学费更是没着落。
汪雨相这人就是心软，看着这个浙江小老乡可怜，不但掏腰包资助他，还动用自个儿的人脉，硬是把他塞进了革命的核心圈子。
说白了，要是没有汪雨相搭的这把“梯子”，蒋介石想上位？
估计还得在底层多摸爬滚打好几年。
存钱防乱世，没想到存了个白眼狼，这笔“投资”算是彻底砸手里了。
辛亥革命闹完之后，大家都忙着抢地盘、捞官职，汪雨相却不干了。
他在朋友柏文蔚的部队里待过几天，但这人眼太毒，一看现在的军队里全是旧军阀那一套，乌烟瘴气的，根本不是为了老百姓。
他是个死心眼的理想主义者，觉得光靠枪杆子只能治皮肉伤，想要把这国家的病根治好，还得靠脑子，靠教育。
于是他干了件在当时看来挺“傻”的事儿：辞官不做，回安徽老家教书去了。
从1913年开始，他在那个穷乡僻壤里办学堂，甚至还要教英语，教孩子们怎么独立思考。
在那个军阀混战、土匪遍地的年代，他就像个孤独的更夫，守着那点微弱的火苗。
要是没出意外，汪雨相这辈子也就是个受人尊敬的乡绅。
可1927年火车站那档子事，再加上后来的“四·一二”大屠杀，直接把他的梦给锤碎了。
他亲眼瞅见，当年那个被他当成希望的蒋介石，为了讨好有钱人和洋鬼子，挥刀砍向了学生和工人。
这哪是革命？
这分明就是背叛！
汪雨相气得直哆嗦，直接公开骂国民党烂透了，然后退出了这个他亲手参与创立的党派。
路走绝了，咋办？
这时候，给他指路的，竟然是他儿子汪道涵。
1933年，汪道涵因为搞革命被抓了。
汪雨相急得团团转，把这辈子的老脸都豁出去了，托关系走后门，好不容易才把儿子捞出来。
结果这小子出来后不仅没怕，反而更猛了，直接把《共产党宣言》塞到了老爹手里。
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一个五十多岁的前清秀才，戴着老花镜，凑在煤油灯底下啃马克思的著作。
这一看不要紧，他那脑子里的灯泡突然亮了。
他发现，共产党讲的这些理儿，正是他这半辈子想找没找着的药方。
不怕路选错，就怕哪怕到了五十岁，还不敢换条路走，这才是真糊涂。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眼看国家都要亡了。
60岁的汪雨相干了件让所有亲戚都觉得疯了的事——“毁家纾难”。
他把家里的地、房子全卖了，带着全家老小，组成了一个“家庭抗日团”，目标就是延安。
这可不是现在自驾游，那是真玩命。
一家人穿过敌占区，又要躲日本人的飞机，又要防国民党的特务。
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硬是凭着一口气，带着孩子们走到了革命圣地。
到了延安，汪雨相也没摆老资格。
虽然因为年纪太大，加上社会关系复杂，党组织一开始没批他的入党申请，但这老头一点没生气。
他像个刚入职的小年轻一样，在延安搞教育，给根据地培养人才。
他常跟人念叨，虽然手续没办，但他心里早就是党员了。
这份倔劲儿，一直熬到了1948年。
那一年，70岁的汪雨相终于站在了党旗下，成了正式党员。
从同盟会到共产党，从改良派到革命派，这老头用了半个世纪，完成了一个中国读书人最难的一次转身。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儿子汪道涵，那是真给老爹争气。
当上海市市长的时候，给上海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当海协会会长，那是为了两岸统一操碎了心。
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骨气，哪怕把家拆了，也要给国家筑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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