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整合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中的可持续发展责任新范式研究
摘要：2025年12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节约能源法》实施情况开展的专题询问，是一次国家治理体系在可持续发展关键议题上的高规格、系统性演练。本次会议超越了常规的政策讨论，通过“询问-应答”的法定程序，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在“双碳”目标下，一种以法治为基石、以战略协同为核心、以精准治理为手段的整合性社会责任治理新范式。本文旨在深层次剖析此次询问中显露的治理逻辑、制度张力与创新路径，论证其如何通过目标整合、工具协同与责任重构，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绿色转型，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治理；碳排放双控；专题询问；节能降碳；整合治理
一、 引言：作为治理镜鉴的专题询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题询问，并非简单的政策质询，而是依据《监督法》开展的法定监督行为，其核心是推动“一府一委两院”加强和改进工作。本次以《节约能源法》执法检查为切入点的联组会议，汇集了国务院副总理及九部门主要负责人，其议题直指“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能源节约与碳减排。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议题已从部门性、技术性范畴，全面上升至国家治理的战略与法治核心。
会议呈现的并非一片赞歌。委员的提问尖锐指向高耗能项目投资冲动抬头、节能监察执法力量弱化、新兴领域标准空白、电价机制引导作用不足等深层次矛盾。而各部门负责人的回应，则系统勾勒了从理念到行动、从存量到增量、从政府到市场的立体化应对方案。整个过程犹如一次精密的治理“CT扫描”，既诊断出转型期的“梗阻点”，也开出了系统性的“处方笺”。以此为镜，可以深入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当前与长远，履行其对国民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责任。
二、 理念升维：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的战略整合
治理范式转型的首要前提是目标与理念的整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明春的询问，直接触及了这一核心关切：在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过程中，如何重新定位并统筹节能与降碳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的回应，精准阐释了三重整合逻辑：
· 发展维度整合：将节能降碳明确为“提升经济发展质效的有效抓手”，旨在通过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体系中高端迈进。这剥离了将环保视为经济负担的旧思维，将其内嵌于高质量发展引擎之中。
· 安全维度整合：深刻揭示了节能与国家能源安全的直接关联。我国较高的石油、天然气外采率，使得需求侧的每一分节约，都直接转化为能源安全保障系数的提升，将生态安全与地缘政治安全无缝链接。
· 技术路径整合：明确了“节能是降碳的重要方面”，并量化指出“减少一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两吨多碳排放”。这打破了“节能”与“降碳”可能存在的部门或政策割裂，确立了“抓节能实际上也是抓降碳”的行动统一性。
这一理念升维，在国务院《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中已有顶层设计。专题询问则将其置于立法监督之下，使之从政策文件转化为必须面对的法治议题与施政承诺，完成了从战略到责任的闭环传导。
三、 工具协同：构建多维一体的精准治理工具箱
整合性治理需要超越单一行政命令，构建一套协同发力的政策工具包。本次询问详细展示了这一工具箱的更新与扩容：
1. 法治与标准：筑牢治理的刚性尺度
法治是根本。针对执法力量弱化、标准不一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提出修订部门规章、加强专业化培训、深化监察结果应用等制度性修复方案。尤为关键的是，他强调要“把工业节能监察和碳排放相关制度政策统筹起来”，预示着监察体系自身的“碳排放双控”转型。
标准是技术的法治化。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直面AI、算力等新兴领域的标准空白，提出“急用先行”，将国家标准研制周期压缩至15个月，并承诺在2026年底实现节能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应修尽修”。同时，“两新”标准提升行动已发布294项国家标准，从能耗限额、产品安全到回收利用，构建了全链条标准体系。例如，新版燃煤发电机组能耗限额标准，预计到2030年可推动减排约1.6亿吨二氧化碳。
2. 经济与市场：激活治理的内生动力
价格是核心市场信号。郑栅洁在回应居民阶梯电价优化问题时，坦承当前电价存在工商业对居民的“交叉补贴”，且价差引导作用不足。提出“坚持公平负担原则”进行优化，预示着电价改革将更精准地反映成本与资源稀缺性，引导全社会形成节约型消费模式。
财政与金融是定向催化剂。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系统阐述了中央财政在促进重点领域节能、支持清洁能源开发等六个方面的全方位支持。而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的政策，则具体规划了用好绿色信贷、债券、税收优惠等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3. 科技与产业：锚定治理的未来赛道
治理需面向未来产业。针对算力设施这一能耗增长新极点，郑栅洁与李乐成给出了“源头把关-存量改造-余热利用”的组合策略，并特别强调推进“东数西算”工程，促进资源绿色集约布局。在交通领域，刘伟部长指出新能源重卡全生命周期成本优势已现，政策将着力突破补能网络、应用场景等堵点，推动其规模化发展。这体现了治理工具从“普遍约束”向“重点产业牵引”的精准升级。
四、 责任重构：迈向多元共治的治理共同体
整合性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责任体系的重构。此次询问清晰地勾勒出一个边界清晰、压力传导的多元责任网络：
· 政府主体责任：核心是落实“降存量、控增量、抓落实”。郑栅洁明确要将节能降碳要求纳入“十五五”规划，并将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与总量指标一体纳入“双碳”评价考核，以此“压实各方责任”。
· 企业直接责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表示，通过将节能降碳纳入考核、推动设备更新等措施，督促央企国企争当先进。而《2025年重点行业领域节能监察工作方案》则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对重点企业用能设备、能效水平的专项监察，将法定责任压实到生产一线。
· 社会公众责任：居民阶梯电价的优化讨论，本质上是在保障基本民生用电权的前提下，通过价格机制重塑公民的能源消费责任。倪虹部长谈到的推动30亿平方米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则体现了通过改善民生（提升居住舒适度）来激发公众参与节能的内生动力。
这种责任重构，使政府从“无限责任兜底者”向“规则制定者、监督考核者与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型，企业从“被动合规者”向“主动创新与价值创造者”演进，公众从“政策受体”向“责任共担者”转变，最终凝聚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共同体。
五、 结语：通往可持续未来的整合治理之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场专题询问，其深远意义远超于问与答本身。它是一次国家治理能力在生态文明时代的集中展示，宣告了一种整合性可持续发展治理范式的成熟：
· 在价值层面，它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安全效益的有机统一。
· 在工具层面，它推动了法治、市场、技术、标准等多元工具的协同互补。
· 在责任层面，它构建了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共治、压力传导的立体网络。
这条路径的底层逻辑是系统思维。它不孤立看待能源、环境、经济任何一个问题，而是在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中寻求根本解决之道。当然，范式转型伴随艰巨挑战：地方发展冲动与全局战略的平衡、技术快速迭代与标准法规滞后性的矛盾、改革成本在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分担等，仍需在动态治理中持续调适。
然而，此次高规格的立法监督行动无疑释放了明确信号：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已全面进入法治化、精细化、协同化的整合治理新阶段。这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探索一条兼顾规模与效率、公平与绿色的人类现代化新路的中国实践。它为全球，特别是面临相似发展转型压力的大型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如何在复杂系统中统筹多重目标、动员多元力量、履行时代责任的深刻治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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