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年7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任内去世。
近日有日媒报道称，日本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已达979人，约占联合国职员总数的2%，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会费贡献率则高达6.93%，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的第三大会费国。
此外，日本还试图通过争取联合国有关机构在日本落户来提高影响力。目前，联合国大学、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均在日本设立了事务所或者中心。
不难看出，日本正积极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输送人才与资金，借此实现提升国际话语权、突破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等多重野心。
输送人员，打造“国际公务员”梯队。
为实现人才卡位，日本建立了一套向联合国系统化输送人才的机制。
2015年，安倍内阁发布了“日本复兴战略”，明确提出“2025年，日本籍正式职员在联合国各个国际组织中达到1000人”的目标。
日本外务省更是将这一任务提升至战略高度，成立了由国家安全保障局（NSS）和外务省牵头的跨部门会议，负责推进国际机构干部职位的人选举荐和培养，争夺部门主任、机构负责人等中高层领导职位。
据《日本时报》报道，截止到2024年底，联合国各大机构中的日本籍职员已达到979人，创下了自1990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94人担任副司长及以上高级职务，同样创下历史新高。
具体看，日本籍职员在联合国秘书处、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等部门中，职员数量分别为91人、77人、71人，均位列世界第一。
JPO（初级专业人员）项目是日本向联合国等诸多国际组织输送工作人员的主要渠道。日本外务省数据表明，2021年在联合国相关机构工作的956名日本人中，有464人曾是通过该制度派遣的，占比高达50%。
凭借惊人的职员基数，日籍官员搭建起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JPO项目也一度被调侃为“日本人行动”（Japanese People Operation）。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际人才输送机制还形成了一道“旋转门”。日本政府官员挂职国际机构积累经验后，回国大多出任外交、经济部门要职，反向推动政府政策对接国际议程。
投入重金，提升国际话语权。
在国际机构的游戏规则里，“交钱多少”向来与话语权深度绑定，日本深谙此道，将“金元外交”玩到了极致。
在联合国体系中，日本曾连续数十年维持10%左右的会费贡献率，2025年虽调整降至6.93%，但仍以2.37亿美元的年度实缴金额稳居第三，维和预算分摊比例更以8.17%位居第三。
日本通过向联合国项目开展“捐助”，将大量资金精准投向事关其战略关切的核心领域。
日本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长期位列第二的出资国，分摊比例高达7.73%。2011至2020年福岛核危机处置期间，日本更向IAEA提供了多笔核事故评估、放射性污染监测相关专项“自愿捐款”，直接为日本在福岛核事故处置与核污染水排海争议中争取了更多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IAEA总干事由日本籍职员天野之弥担任，所发布的福岛核事故评估报告与后续处置建议，均被外界认为暗含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等争议举措的偏向性背书。
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日本的金钱杠杆同样值得警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日本出资额占比6.56%、表决权6.23%，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二；世界银行中，日本以高达7%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对世界银行相关决策享有极大的话语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中，日本控制着约7%的资本，是仅次于美国和欧盟集团的重要股东。
日本利用大量经济支持换取在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在关键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为本国谋取巨大战略利益。
同盟借力，搭乘“价值观”便车。
日本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于是将美日同盟作为提升国际机构话语权的核心靠山，走出一条“依附式扩张”的路径。
美日同盟对日本的加持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博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日本无法入常，但美国常年在安理会为日本站台，推动日本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常客”。
截至目前，日本已12次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是历史上担任该职位次数最多的国家。每次当选后，日本都借安理会平台发声，在朝核、南海等议题上呼应美国立场，并夹带符合本国利益的私货。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本长期联合G7盟友发布涉港、涉疆问题的联合声明与国别决议草案，借联合国人权多边机制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反复呼吁就涉疆、涉港问题开展“国际关注与评估”，试图推动所谓“独立调查”，妄图借联合国平台给遏制中国披上“国际正义”外衣。
日本在国际组织中不遗余力地扩张话语权，核心目标是摆脱“战败国”身份束缚，通过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在大国博弈中构建有利于己的地缘政治网络。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规则还会深度影响市场分配与产业竞争力。通过参与或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日本既能为本国企业打开全球市场，又能设置技术壁垒阻挡竞争对手。
在右翼势力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近年来对国际组织的渗透不断升级，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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