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秘密协议，让四万余册古籍登上东渡的轮船，杭州的东海藏书楼从此楼空，只余下书目六册，在拍卖市场上默默诉说着一段文化劫难。
1930年，民国陆军中将、前浙江水警厅长徐则恂病逝于杭州，归葬富春江畔。
此前一年，他做出一个备受争议的决定——将倾注毕生心血收藏的四万零七百余册“东海藏书楼”珍本，以三万四千两银子的价格售予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
双面人生
徐则恂，字允中，1874年出生于浙江青田县城。这位南京陆师学堂毕业的军人，人生轨迹颇为独特。
1907年，他曾为秋瑾传递起义信件，成为辛亥革命在浙江地区的重要参与者。杭州光复时，徐则恂率部占领藩署等衙门及各银行，立下战功。
此后他步入军界，1913年获授陆军少将，担任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厅厅长，1917年获陆军少将加中将衔。在任期间，他创办浙江水警教练所，并制定政策减轻船民负担。
东海藏书楼
这位军人在处理公务之余，却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藏书家。在徐则恂的幕僚中，章巨摩、端木梅邻、杜思预三人酷好书史，力促他聚书。
短短十数年间，徐则恂收集的书籍竟多达四万余册。他专门创建“东海藏书楼”贮存这些珍本，楼名取自他的号“东海”。
据记载，东海藏书楼的收藏极为丰富，共计2176种，5万余册，其中包含元刊本3种，明刊本300种。
为整理这些藏书，徐则恂还主持编纂了《东海藏书楼书目》六册，成书于1924年前后。如今，这套书目本身已成为收藏市场的珍品，2024年曾以3000元价格拍卖成交。
交易内幕
1929年4月，一场秘密交易在杭州进行。徐则恂与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达成协议，将东海藏书楼中的40700余册古籍卖给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
这笔交易的价款定为34000两银子，但实际上，日方利用《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从中国“庚子赔款”中拨出款项支付，未实际出资就获得了这批珍贵典籍。
据复旦大学学者巴兆祥在《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中的考证，这起收购与日本对陆心源“皕宋楼”藏书的收购类似，都是日本外务省有计划的文化掠夺。
东渡与归宿
这批藏书被运往日本后，最初收藏于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下属的东方文化学院。1948年东洋文化研究所改组时，东方文化学院并入其中。
直到1967年3月，日本文部省才将这批汉籍中的13500余册正式移交给东洋文化研究所，成为该所战后最大的一次汉籍收藏增补。
如今，在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馆藏中，这批来自东海藏书楼的典籍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截至1992年，该所收藏的日、中、朝文图书已达369781册，其中相当部分便源于徐则恂的旧藏。
家族余音
徐则恂的个人生活也颇有故事。他晚年在家乡富春江畔购置产业，在程坟到青江口之间设立“徐公义渡”，免费为乡民摆渡，这一善举至今仍在当地传颂。
据资料记载，徐则恂有三子一女。据网友考证，其子徐祖林的后代中，有一位名为徐莺，据称为杭州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这一信息将徐家与当代中国教育界联系起来。但这一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
徐则恂的书法造诣也颇受认可，他的作品如今已成为收藏市场的关注对象。这位曾经的浙江水警厅长，在戎马生涯和文化追求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点，尽管其藏书结局令人唏嘘。
2019年，一位中国学者在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库房中，轻轻翻开一本明刊本的扉页，上面“东海藏书楼”的印章依然清晰。
这批漂泊海外的典籍如今静静地躺在异国的书架上。而在杭州，徐则恂的名字和他那座已不存在的藏书楼，成为了中国近代藏书史上一个复杂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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