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个连司机都毫无生气、像木头一样杵在那里的公司，能有什么未来？”
渡边雄一的声音在昂贵的日料包厢里回荡，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割着在场每个人的神经。
翻译的脸白得像纸，老板赵立新桌下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空气凝固成了冰块。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刀下去，几千万的订单就见了血。
谁来收场？是那个即将暴怒的老板，还是那个被当众羞辱的，门外木头一样的司机？
27岁那年，我的名字叫周然，职业是司机。
我开一辆黑得发亮的奔驰S350，车屁股在阳光下能映出人的影子。
这车不是我的，它属于我老板，赵立新。
我的工作就是把这辆车当祖宗一样伺候，然后再把赵立新当祖宗一样伺候。
每天早上六点半，天还没全亮，我就已经到了赵立新家楼下。
我会用一块软毛巾把车身最后过一遍，确保上面连一根鸟毛都找不到。
车里的烟灰缸永远是空的，赵立新爱抽的那种细长烟嘴的“九五之尊”会摆在扶手箱最顺手的位置，旁边是一瓶拧松了盖子的依云矿泉水，还有一个保温杯。
里面的碧螺春，是我用六十度的水温泡好的，他一上车就能喝，不烫嘴，也不凉。
赵立新四十多岁，脑袋大，脖子粗，是那种典型的靠胆子和关系从泥地里爬出来的老板。
他做精密零件出口，这两年赶上风口，公司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他的脾气也跟着鼓了起来。公司里的人，从副总到保洁，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我不用怕他。在他眼里，我大概和那个真皮方向盘没什么区别。他对我的指令通常只有三个：“走”、“停车”、“在这等我”。
没人知道，我这双握着方向盘的手，曾经在模拟联合国的会场上挥舞过。
我是名牌大学日语系的毕业生，拿过国家级的奖学金。但毕业那年，天塌了。我爸，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厂长，被人骗了，不仅厂子没了，还欠了一屁股还不清的债。
一夜之间，我那些关于外务省、关于商社的梦想，都碎成了玻璃渣。我需要钱，立刻，马上。需要一份能让讨债鬼别再上门砸我妈窗户的钱。
赵立新的司机招聘启事就这么跳进了我的眼睛。
工资高得离谱，比我那些去五百强外企当管培生的同学起薪还高一截。代价是我的专业，还有我的脸面。我没得选。
于是，我成了周师傅，不再是周然。
我每天开着车，像一个幽灵，穿行在这个城市的血管里。
赵立新在后座打电话。有时候是跟客户吹牛，说他的德国设备是世界顶尖；有时候是跟手下骂娘，唾沫星子都能喷到前排；有时候是跟某个女人调情，声音腻得像化开的麦芽糖。
我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行车记录仪，只负责记录，从不发表意见。
下了班，我回到自己在城中村租的十平米小屋。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我会打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调到短波频道，里面是断断续续的日语新闻。
女主播的声音冷静又克制，能把我从白天的油腻和喧嚣里捞出来。我需要让我的舌头和耳朵保持锋利，像一把藏在油布里的刀。
我总觉得，这把刀总有派上用场的一天。我只是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
那天，我感觉刀鞘开始松了。
公司要接一个天大的单子，客户是日本一家叫“坂田工业”的公司，来的人叫渡边雄一，是他们亚太区的采购总监。
赵立新为了这个单子，已经忙活了小半年，请客吃饭送礼，花出去的钱都够买我这辆奔驰了。
他说，这个单子要是成了，公司明年就能准备上市；要是黄了，光是前期投入的设备钱，就得让他缓好几年。
整个公司上下，都绷着一根弦，谁都不敢大声喘气。
我去机场接机那天，天气很阴沉。赵立新和他的副总，一个姓马的胖子，坐在后座。老马的官方职务是常务副总，但公司里的人都叫他“马屁精”。
老马把一沓刚打印出来还热乎的资料递给赵立新，声音压得像做贼：“赵总，这个渡边雄一，我托了好几层关系打听了，是个老鬼子，出了名的难缠。”
“怎么个难缠法？”赵立新一边翻资料，一边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点上。车里顿时弥漫开一股昂贵的烟草味。
“傲，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咱们。而且有个毛病，喜欢在酒桌上搞事，鸡蛋里挑骨头，专挑你的毛病，看你出丑。去年东北有家挺大的轴承厂，就是被他在酒桌上几句话给搅黄了的，说人家老板没格局。”
赵立新没说话，只是“哼”了一声，把烟头狠狠地按进烟灰缸里。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紧锁的眉头，像一个拧死的疙瘩。
我握着方向盘，目光平视前方，但耳朵把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收了进来。渡边雄一，傲慢，喜欢在酒桌上找茬。我记下了。
国际到达口，人流像开了闸的洪水。我一眼就从人群里认出了渡边。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但背挺得笔直。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发蜡固定得像个头盔。
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带着一种审视的冷漠。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毕恭毕敬地推着行李。
老马和我赶紧迎上去。赵立新没下车，他说身份不对等，得在车里等着。
老马的腰几乎弯成了九十度，脸上堆满了菊花一样的笑容。
渡边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鼻音，算是回应。他的目光扫过老马，然后落在我身上，停留了不到半秒，就像看路边的一棵树，然后就移开了。
他们上了车。渡边和他的助手坐在后排，赵立新和老马陪着。车门一关，他们就开始用日语飞快地交谈起来。
“这车还不错，奔驰S级，看来这家公司还挺有钱。”那个年轻的男助手说。
“表面功夫而已。”渡边的声音很沉，“你看看那个司机，像根木头，一点精神头都没有。细节决定成败。”
“还有那个副总，笑得太假了，一看就是个老油条。”女助手也插了一句。
他们的声音不大，自以为后排的私密谈话，却不知道这辆车的隔音太好，而我的听力又太好。
我听得一清二楚，每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在心上。但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手稳稳地握着方向盘，车子平滑地驶出机场，汇入车流。
后座的赵立新和老马，像两个陪考的家长，一句话也听不懂，只能一个劲儿地赔笑，指着窗外的建筑，用蹩脚的英语介绍着这个城市。
下午的工厂参观和第一轮谈判，简直是一场灾难。
赵立新特意请来的翻译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叫田甜，大家都叫她小田。
小姑娘长得挺水灵，但一看就是没经过事儿的。一进会议室，看到渡边那张冰块脸，就先矮了半截。
谈判一开始，渡边就抛出了一大堆极其专业的术语，还带着浓重的关西口音。小田的脸瞬间就白了，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翻译得磕磕巴巴，好几个关键的零件名称都说错了。
渡边很不耐烦，不停地用手指的关节敲桌子，发出“笃笃笃”的声音，像死神的催命鼓。
赵立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但他又不好发作。老马在旁边急得满头大汗，不停地给小田递纸巾，给渡边添茶，像个救火队员，但火越烧越旺。
中途，渡边甚至自己从包里拿出一个便携式的显微镜，对着我们的样品看了半天，然后用白手套捏起一点金属碎屑，冷冷地说了一句。
小田结结巴巴地翻译：“渡边先生说……说我们的车间清洁度……不符合他的标准。”
赵立新的脸都气紫了，那个车间是他花大价钱请人做的无尘车间，每天打扫三遍。
下午五点，谈判不欢而散。渡边站起来，连手都懒得握，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说：“效率太低了，希望晚上的时间不要也这么浪费。”
赵立新气得在他们走后，一脚踹翻了会议室的垃圾桶。
为了挽回局面，也为了在非正式场合找到突破口，赵立新把晚宴定在了城里最贵的一家日料店。
这家店的老板是个日本人，据说食材都是从长崎空运过来的，人均消费能顶我半个月工资。
去餐厅的路上，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妈的！”赵立新终于忍不住骂出声，“这个小田，平时看着挺机灵的，今天怎么回事！几千万的单子，就让她给搅合了！”
老马赶紧在旁边劝：“赵总，消消气，小姑娘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吓坏了。没事的，日本人就认酒桌文化，晚上我豁出去了，就算喝死，也得把这个老鬼子陪高兴了！”
赵立新没理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周然，今晚你就把车停在门口，别走远，有任何事我随时叫你。机灵点，听见没有？”
“好的，赵总。”我简短地回答。
日料店叫“菊下”，名字挺雅致。门口是枯山水，一进去就是一股淡淡的柏木香。
我把车稳稳地停在门口的贵宾车位，看着他们一群人走进去。赵立新和老马一左一右地簇拥着渡边，背影看上去，有点悲壮。
我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不是赵立新的“九五之尊”，是我自己的，七块钱一包的红塔山。烟雾缭绕中，我看着那扇被服务员拉上的木门，心里很清楚，那不是包厢，那是一个斗兽场。
果然，没过多久，麻烦就接二连三地来了。
先是酒。老马为了表示诚意，点了店里最贵的清酒“十四代”。
穿着和服的服务员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倒上。渡边端起那个精致的小酒杯，没有喝，只是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立刻皱起了眉头。
他用日语对服务员说了一句。
小田脸色发白，小声地翻译给老马听：“渡边先生说，这瓶酒的年份不对，香气太浮躁了，不是顶级的龙泉。”
老马的笑脸僵住了，赶紧把餐厅经理叫过来，点头哈腰地解释，最后又换了一瓶更贵的。
接着是菜。第一道菜是刺身拼盘，蓝鳍金枪鱼大腹、牡丹虾、海胆，摆盘像一件艺术品。赵立新刚举起筷子，想请渡边先品尝。
渡边却用筷子尖，轻轻地拨了一下那片粉红色的金枪鱼大腹，然后摇了摇头。
“切得太厚了，”他用日语慢悠悠地说，“超过了三毫米。这么厚的切法，会破坏鱼肉的纤维结构，影响口感。你们的厨师，对顶级的食材，缺乏最基本的敬畏之心。”
赵立新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然后强行挤出一个笑容，端起酒杯，对着渡边说：“渡边先生，我们是粗人，不懂这些精细的讲究，让您见笑了。来，我自罚一杯，给您赔罪！”
说完，仰头就把一杯清酒干了。
渡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仿佛赵立新是空气。他自顾自地用日语和他的助手聊起了他们在北海道吃过的一次顶级怀石料理，把赵立新晾在了那里，尴尬无比。
整个晚宴，就成了渡边的个人挑刺大会。
一会儿说天妇罗的面衣挂得不均匀，炸油的温度肯定有问题。
一会儿又说茶碗蒸的蛋液过滤得不干净，里面有气泡。
一会儿又批评芥末不是用鲨鱼皮板现磨的，而是用的管状成品。
每一句话，都像一根细长的针，不致命，但一下一下地扎在赵立新和老马的神经上。
小田的翻译越来越无力，她根本不敢把那些刻薄的原话翻出来，只能含糊其辞地概括为“渡边先生对菜品提出了一些建议”。
但气氛是骗不了人的。包厢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压得人喘不过气。
老马的酒量是出了名的好，但今晚他喝得满头大汗，每敬一杯酒，都要说一长串奉承话，结果只换来渡边更加轻蔑的眼神。
我坐在车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盒很快就空了。餐厅的服务员偶尔会跑到门口来透气，他们的窃窃私语飘进我的耳朵。
“天呐，里面那个日本人，简直是个变态，太能挑了。”
“可不是嘛，把我们日料长都给骂懵了。”
“陪着的那两个老板也真能忍，笑得比哭还难看，换我早翻脸了。”
我把最后一个烟头捻灭在路边的花坛里，心里一片平静，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我知道，这些都只是前戏，是开胃菜。真正的主菜，那个渡边精心准备的杀招，还没上呢。
晚上九点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渡边的脸喝得通红，但眼神却异常清亮，像淬了火的钢。
他终于放下了手里的筷子，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把身体靠在椅背上，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直直地打在赵立新的脸上。
他开口了，用日语说了一长串话。这次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掷地有声。
小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她拿着翻译笔的手在抖，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用蚊子一样的声音，断断续续地翻译道：
“渡边先生……他说……他看了我们公司的资料，承认我们的硬件设备和技术……还算可以……”
“但是，”小田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了，“他说，我们的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似乎还停留在很初级的……作坊阶段。一个公司的未来，不只看技术，更要看‘人’的素质。”
赵立新强忍着滔天的怒火，脸上那僵硬的笑容几乎要碎裂。他刚想开口辩解几句，说说自己公司的员工福利和团队建设。
渡边却轻蔑地一摆手，打断了他。
然后，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
他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穿过那扇没有完全关严的包厢门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落在了站在门外走廊上候命的我身上。
按照赵总的吩咐，我不能离得太远，以备不时之需。我像一根沉默的标杆，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指令。
渡边用下巴朝我的方向点了点，嘴角勾起一丝毫不掩饰的、残忍的冷笑。
他看着席上的所有人，用一种公开行刑般的语气，一字一句，清晰地用日语说道：
“就比如，一个连司机都毫无生气、像木头一样杵在那里的公司，能有什么活力和未来可言？在我们日本，即便是最基层的服务人员，也必须展现出企业的精气神。这才是灵魂。”
这句话，像一颗在密闭空间里引爆的震撼弹。
它不再是针对菜，也不是针对酒。它是赤裸裸地，把巴掌扇在了赵立新的脸上，把整个公司的尊严都狠狠地踩在了脚底下，还碾了碾。
小田彻底崩溃了。她听懂了每一个字，但她的大脑已经死机，一个字也翻译不出来。她只是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渡边先生……他……他在评论……我们的服务人员……”
老马的反应最快，他那肥胖的身体“嚯”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脸上全是惊恐，准备冲出去把我赶走，让我这个“耻辱的证据”赶紧消失。
赵立新的脸，已经从刚才的紫色，变成了死灰色。我能清晰地看见他桌下的那只手，拳头捏得死死的，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根根发白。手背上暴起的青筋，像一条条盘踞的怒龙。
他像一座积蓄了太久能量的火山，所有的理智和屈辱都在他脑子里进行着天人交战。爆发，订单就彻底完了；不爆发，他今天就不是个男人。
渡边非常享受这个效果。
他得意地靠在椅背上，像一个欣赏自己杰作的艺术家，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这幅滑稽又可悲的画面：一个即将失控的老板，一个手足无措的副总，一个快要哭出来的翻译。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能听到空调出风口微弱的“嗡嗡”声，像是在为这场闹剧做着无力的伴奏。
我没有看我的老板，而是直视渡边雄一的眼睛，微微鞠了一躬，然后用比他更标准、更流利的东京腔日语，清晰而沉稳地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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