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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我当什么了？夜壶吗？用完了就想一脚踢开？」女人的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锥子，扎得人耳膜疼。
男人没说话，只是把一卷发黑的票子扔在泥地上，票子散开，像一滩呕吐物。「滚。」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声音里没有温度，只有磨损后的沙砾感。
「你敢！李二狗你敢！我怀着你的种，你让我滚去哪？你要是敢不要我们娘俩，我就吊死在你家大门上，让你家祖坟都冒黑烟！」
女人凄厉地尖叫，扑上去撕扯，指甲在男人古铜色的脖子上划出几道血痕。男人一把将她推开，她像个破麻袋一样撞在土坯墙上，发出一声闷响，然后滑落在地。
院门「哐当」一声关上了，世界瞬间安静得只剩下女人粗重的、带着血腥味的喘息。
一九七九年的风，是又冷又黏的。它刮过我们李家沟光秃秃的山岗，刮过我家那四面漏风的土坯墙，最后钻进我娘的肺里，变成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咳嗽。那咳嗽声，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割着屋子里所有人的心。
屋子里的空气，常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草药味和我娘身上那股久病不愈的衰败气味。我，李建国，二十八岁，瘸着一条腿，像一棵长歪了的树，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戳在这个快要散架的家里。
「建国，」我姐李建红把一个用手帕层层包裹的东西塞进我娘枯瘦的手里，她的声音又快又硬，像是在往下砸钉子，「三百斤，一斤都不少。娘，你拿好，这是建国的命根子。」
我娘的手哆嗦得像秋风里的最后一片叶子，她摸索着，展开手帕，里面是厚厚一沓粮票。那些印着数字和麦穗的纸片，在昏暗的油灯下泛着黄光，每一张都像是从我们家人的骨头里刮下来的。为了这些纸片，我姐卖掉了家里最后一只会打鸣的老公鸡，还把她陪嫁时唯一的银簪子当了。她对着娘家嫂子哭，对着婆家小姑求，一张脸皮磨得比鞋底还薄，才凑齐了这三百斤的“身价”。
「娘……」我喊了一声，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好……好……」我娘没看我，眼泪顺着她脸上的沟壑淌下来，一滴一滴砸在那些粮票上，晕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湿痕，「我儿有媳妇了……有后了……」
村里的风言风语比风还快。王婶的大嗓门隔着几道院墙都能传过来：「听说了吗？李家那个瘸子，要娶媳妇了！」「可不是嘛，听说花了三百斤粮票呢！啧啧，那得是多困难的人家，才肯把闺女往他那火坑里推！」「怕不是个傻子，就是个瞎子吧？」
这些话像小石子，不停地扔进我们家这口死水潭里，泛起一圈圈浑浊的涟C。我姐叉着腰在院子里骂回去，但声音很快就被更大的哄笑声淹没了。我只是沉默地坐在门槛上，修理着那根用了十几年的扁担。扁担上的木头已经被汗水浸得发黑发亮，摸上去有一种滑腻的冰凉。
我姐说，那姑娘叫林秀英，家里困难，人很本分。她说话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像是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心里明白，这“本分”两个字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辛酸和无奈。三百斤粮票，买来的不是一个媳妇，是一个人的命。
三天后，媒人领着她来了。
她一进院子，我们家那本就晦暗的屋子，仿佛更暗了。她太瘦小了，像一棵还没长开的豆芽菜，风一吹就要倒。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又宽又大，空荡荡地罩着她，袖口长得盖住了整个手。她一直低着头，头发枯黄，遮住了大半张脸，我只能看见她一个尖尖的、冻得发青的下巴。
我娘挣扎着从炕上坐起来，朝她招手：「闺女，来，到跟前让娘看看。」
她像是没听见，或者是被吓着了，整个人僵在原地，像一尊小小的泥菩萨。媒人推了她一把，她才踉跄着往前挪了两步，停在离炕一米远的地方，再也不肯动了。
我姐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粥，硬塞到她手里：「喝点，暖暖身子。」
她的手从长长的袖口里伸出来，我看见了。那是一双孩子的手，瘦得只剩下骨头，但最让我心里一抽的是她的手腕。那上面，有一圈一圈青紫色的勒痕，像是被粗绳子捆过一样，旧的叠着新的，触目惊心。
她捧着碗，低着头，肩膀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我娘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她手里的碗也跟着一晃，差点洒了。
她的头埋得更低了，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觉得她像一只被猎人逼到绝境的小兽，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充满了恐惧和警惕。
那一刻，我心里那点因为即将有媳妇而升起的微弱火苗，“噗”的一声，被一盆冰水彻底浇灭了。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娶妻，而是在参与一场肮脏的买卖。
我瘸了一条腿，但我的心不能瘸。我李建国再穷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干这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
晚上，我姐和我娘都很高兴。我姐甚至哼起了不成调的小曲儿，我娘的咳嗽声似乎都轻了些。她们把唯一的、还算完整的被褥铺在了我的炕上，让我和“新媳妇”睡。
而她，那个叫林秀英的女孩，被安排在院子角落的柴房里，和我家那堆烂木头、旧农具挤在一起。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隔壁我姐的鼾声均匀地响着，屋子里那股混合着霉味和药味的气息，今晚闻起来格外令人窒息。我能想象到柴房里的情形，那里的夜晚又冷又潮，风从木板的缝隙里刀子一样灌进去。她那么瘦小，怎么受得了？
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疯狂地滋长，像雨后的野草，拔都拔不掉。
我猛地坐起来，摸索着下了地。我从枕头底下掏出那个手帕包，把那三百斤粮票——我们全家的命根子——紧紧攥在手里。然后，我又从一个破瓦罐里，摸出了我攒了好几年的几块钱，皱巴巴的，带着我的汗味。
我瘸着腿，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像个贼一样溜到柴房门口。门只是虚掩着。我推开一道缝，一股冷风夹杂着干柴和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借着从云层里漏出来的一点微弱的月光，我看见她蜷缩在墙角的一堆稻草上，抱着膝盖，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猫。她没有睡，一双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惊人，直勾勾地看着门口的我。
我被她看得心里发毛，压低声音，几乎是用气音说：「你……你别怕。」
我走进去，把手里的粮票和钱一起塞到她怀里。那沓粮票又硬又厚，硌得她往后缩了一下。
「拿着。」我急促地说，「天一亮，你就走。去县城，别回头，找个地方好好活着。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别回来了。」
她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我。她的脸很小，很脏，但那双眼睛，黑得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那眼神里没有我预想中的欣喜，也没有解脱，只有一种让我看不懂的震惊、疑惑和……审视。她像是在评估一件东西的真伪。
我被她看得心慌，转身就想走。「快走，记住没？」我最后叮嘱了一句，拉上门，逃也似的回到自己的屋子。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家像是办丧事。
我撒谎说，新媳妇拿着粮票跑了。我姐当场就炸了，她一巴掌扇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李建国！你这个窝囊废！废物！三百斤粮票啊！那是我们家的命啊！」她哭着，骂着，捶打着我的胸口。我像根木头一样站着，一动不动。
我娘听到消息，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了过去。等她醒来，人就彻底垮了，躺在炕上，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整个李家沟都在看我们的笑话。王婶的声音里充满了幸灾乐祸：「我就说吧，那瘸子留不住人！人财两空，真是活该！」
我默默承受着这一切，心里反而有种奇异的平静。我觉得我做对了。我准备好了，打一辈子光棍，守着我娘，就这么过了。
第三天黄昏，天色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沉沉地压下来。我家里死气沉沉，我姐红着眼睛在做饭，锅里是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我娘躺在炕上，一声不吭。
就在这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我以为是哪个邻居又来看热闹，不耐烦地抬起头。然后，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门口站着的，是林秀英。
她比走的时候更狼狈了，头发上沾着草屑，脸上还有一道划痕，脚上的布鞋沾满了泥。但她的眼神，却和三天前完全不一样了。那里面不再是恐惧和警惕，而是一种异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凶狠的坚定。
她径直走到院子中央，走到目瞪口呆的我面前，把一个布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那三百斤粮票，几乎没动。
然后，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我跟你，吃糠咽菜也行。」
我还没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我姐已经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抓住秀英的胳膊，力气大得像是要捏碎她的骨头。「你这个小妖精！你还敢回来？你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惨吗？」
秀英被她晃得东倒西歪，却一声不吭，只是死死地盯着我，仿佛在等我的回答。
我娘在屋里听见动静，也挣扎着喊：「建红……让她……让她进来……」
秀英的回归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我们家暂时活了过来，尽管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疑云。她变得和之前判若两人，不再是那个沉默的影子。
她会抢着去挑水，去喂猪，干活麻利得不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我娘看着她忙碌的身影，眼神复杂，既有了一丝希望，又藏着更深的担忧。
平静只维持了一天。
第二天上午，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照得地上的雪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疼。我正在院子里劈柴，院门被人一脚踹开了。那扇饱经风霜的木门发出痛苦的呻吟，晃了两下，差点散架。
几个男人闯了进来，像一群闯进鸡窝的黄鼠狼。为首的一个，干瘦，留着山羊胡，一双三角眼滴溜溜地转，透着一股子精明和猥琐。我认得他，是邻村的林老三，秀英的继父。
但他不是主角。他身后，站着一个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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