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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你那脑壳是不是让门弓子抽了？那可是个来路不明的哑巴，大冬天睡在牛棚边的草窝里，连那赖皮狗都不愿意挨着她，你把她领回家当祖宗供着？”村口那棵老得掉皮的歪脖子柳树下，二癞子把一粒瓜子皮“呸”地一声吐出老远，在那一脸横肉上挤出一堆看笑话的褶子。
周围几个纳鞋底的老娘们也跟着嚼舌根：“就是啊赵老三，你虽然穷得家里耗子都含着眼泪走，好歹成分好，是贫农。娶个要饭的哑巴，也不怕半夜被她克死？听说她连自个儿名字都不会写，是个傻子！”
我蹲在石磨盘上，把最后一口呛嗓子的旱烟抽进肺里，在鞋底狠狠磕了磕烟袋锅子，闷声说道：“都要冻死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她是个人，我也想有个伴。凑合过呗，还能离咋的？再说，要是这冬天我一个人过，没准也冻死在炕头上了。”
这时候的我哪里能想到，这个为了“凑合过日子”用半袋红薯面换回来的哑巴媳妇，三年后会给这穷得鸟不拉屎的山沟带来一场惊人的反转。
一九七三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邪乎。西北风像一把把钝刀子，在黄土高原这千沟万壑里来回地刮，刮在人脸上，生疼生疼的，像是要剥下一层皮。
我们这个村叫赵家沟，那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穷窝子。地里全是石头蛋子，庄稼长不起来，一年到头，也就够糊弄个半饱。我在家排行老三，上头两个哥哥早年遇上饥荒，没挺过来，爹娘也没得早，就剩我这一根独苗，守着三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过日子。
二十六岁了，还是个光棍。我也想娶媳妇，做梦都想。可家里除了那几只饿得甚至想啃木头的耗子，连个像样的家当都没有。哪家姑娘愿意跟着我吃糠咽菜？
苏云就是那年冬天流落到我们村的。
那天早上，我看水缸见了底，挑着两个木桶去河边凿冰挑水。走到芦苇荡边上，看见一堆枯草里好像趴着个黑乎乎的东西。
我壮着胆子走近一看，是个女的。穿着一身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破棉袄，棉花套子都露在外面，黑得发亮。头发像是个乱草窝，脸上全是黑灰。她在冰窟窿里洗几个烂得流水的土豆，那手冻得跟紫红色的胡萝卜似的，肿得老高，手背上裂了好几道大口子，血水顺着往下淌，滴进冰水里，晕开一丝丝红线。
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闲着没事干，站在岸上拿土块和石头砸她，嘴里还要喊着顺口溜：“哑巴疯婆子，吃烂菜，睡牛棚，没人要！”
一块石头正好砸在她后背上，她身子晃了一下，差点栽进冰窟窿里。可她也没躲，也没叫，就那么缩着身子受着，一声不吭，像是块木头。
我看着心里堵得慌。都是穷苦命，何苦还要为难穷苦人。
我放下水桶，捡起一块土坷垃朝那帮孩子扔过去：“滚犊子！再欺负人，我告诉你们大人去！”
孩子们见我真急眼了，这才一哄而散，临走还冲我做鬼脸：“赵老三护着疯婆子喽！赵老三要娶疯媳妇喽！”
等那帮孩子跑没影了，我才走过去。
那个女人似乎感觉到了有人靠近，身子猛地一缩，抱着头，浑身抖得像筛糠。
“别怕，我不打人。”我尽量把声音放轻。
她慢慢抬起头。
虽然脸上脏得全是灰，头发也乱蓬蓬的遮着半张脸，但我看清了那双眼睛。大大的，却满是惊恐，像是山里受惊的野鹿，又像是被人丢弃的小狗。
她看见我手里没拿石头，稍微松了口气，但还是警惕地盯着我。
我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早起剩的半个窝窝头。这窝窝头硬得跟石头似的，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带着点体温。
“吃吧，没毒。”我递过去。
她盯着那个黑乎乎的窝窝头，喉咙里咕噜一声。她没敢接，先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窝窝头。
“拿着啊，我不饿。”我把窝窝头硬塞进她那双冻烂了的手里。
她抓着窝窝头，根本没嚼，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噎得直翻白眼，脖子都憋粗了。
我赶紧把刚打上来的水瓢递过去：“慢点！慢点！喝口水！”
她抱着水瓢，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冰水，这才把那口硬干粮顺下去。吃完之后，她怯生生地看着我，眼神里少了几分戒备。
“你叫啥？”我蹲下来问她。
她摇摇头，指了指嘴巴，摆摆手，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
“哑巴？”
她低下了头，手指不安地绞着破衣角。
后来我才打听清楚，她是一个月前流落到这里的，没介绍信，没户口，就住在生产队废弃的牛棚边上，靠捡地里的烂菜叶过活。村支书不想管这闲事，只要她不偷不抢不闹事，就睁只眼闭只眼。
可这眼瞅着就要下大雪了，那种破草棚子，连风都挡不住，更别说挡雪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凉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个哑巴女人在冰水里洗烂土豆的样子，还有她那双惊恐的大眼睛。
我想了一宿，抽了半袋烟叶子。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爬起来了。我翻箱倒柜，把家里那个不知传了几代的破木箱子打开，从最底下掏出一个布口袋。
那是二十斤红薯面，是我攒了一年的口粮，本来打算留着过年包顿饺子，或者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救命用的。
我背着那袋红薯面，顶着寒风去了村支书家。
支书正蹲在门口刷牙，见我背着东西来，愣了一下：“老三？这一大早的，你这是要干啥？”
我把红薯面往地上一放，闷声闷气地说：“叔，我想娶那个哑巴。”
“噗——”支书刚喝进嘴的漱口水直接喷了出来，沫子溅了一地。
“赵老三，你疯了？那是谁你知道吗？没名没姓，没户口，那就是个黑人！再说了，你看她那脏样，指不定身上带着啥病呢！”支书瞪大了眼睛，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没户口就没户口，那是个人命。我不娶她，这个冬天她得冻死。我娶了她，我有口吃的就分她一半，算积德了。”我梗着脖子，也没敢看支书的眼睛，盯着地上的霜花说，“再说，我都这岁数了，正常姑娘谁跟我？有个伴儿，好歹是个家。”
支书看了看那袋红薯面，又看了看我那股子犟驴一样的劲头，叹了口气。
“你小子，就是个倔种。”支书踢了踢那袋面，“行吧，反正你也娶不上媳妇。但这红薯面得交公，算是给她补个集体户的手续费，不然大队里我没法交代。还有啊，丑话说前头，以后她要是惹出什么事，或者她是逃犯啥的，你得兜着！”
“我兜着。”我一点头。
就这样，我用了全部家当，换回了一个媳妇。
结婚那天，冷清得吓人。
没有鞭炮，没有唢呐，更没有酒席。村里甚至没人愿意来帮忙贴个喜字，大家都在趴墙根，等着看我赵老三的笑话。
“听说了吗？老三那穷鬼，为了个哑巴，把救命粮都交了。”
“等着吧，过不了三天，那哑巴就得跑，或者把老三家房子点着了。”
我也没理会那些闲言碎语。我把家里那口大铁锅刷了三遍，烧了满满一大锅热水。
我去牛棚边上把苏云领了回来。她跟在我身后，低着头，两只手紧紧抓着那个破布包，那里面估计就是几块烂布头。
进了屋，屋里虽然也破，但好歹四面墙不漏风，灶坑里烧着火，有股子暖意。
我指了指后面隔出来的小间，那里放着我娘生前用过的大木盆，里面已经倒满了热水。
“去洗洗吧。”我从柜子里翻出一块老肥皂，递给她，“把你那身破烂扔了，炕上有干净衣裳。”
那是这三年来，我唯一没舍得穿的一件打着补丁的棉袄，还有我娘留下的一件碎花夹袄，虽然旧，但洗得干干净净，一直压在箱底。
苏云接过肥皂，手抖了一下。她抬头看了看我，眼圈红了，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抱着衣服进了里屋。
我坐在外屋的板凳上，听着里面哗啦哗啦的水声，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就这么有媳妇了？跟做梦似的。
过了大概半个时辰，水声停了。
门帘子一掀，苏云走了出来。
我正往灶坑里添柴火，听见动静一抬头，整个人瞬间僵住了，手里的柴火棍“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这……这是那个哑巴？
把脸上的黑灰洗干净，头发梳顺了编成辫子盘在脑后，换上那件碎花夹袄的苏云，简直像是变了个人。
她白，不是那种常年干农活晒出来的黑红，而是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透着一股子瓷实劲儿。虽然瘦得皮包骨头，下巴尖尖的，但那眉眼清秀得很，鼻梁挺直，眼睛水灵。她站在那儿，虽然有些局促，两只手绞着衣角，但那股子精气神，根本不像是个要饭的，倒像是供销社挂历画上的那些城里人。
我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去过县城，但我发誓，十里八乡也没见过这么俊的姑娘。
我看呆了，半天没喘上气来。
苏云见我直勾勾地盯着她，脸“腾”地一下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她低下头，往后缩了缩。
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挠了挠头，脸上一阵发烫，尴尬地嘿嘿笑了两声：“那啥……洗干净了挺好，挺好。”
我指了指炕桌：“吃饭吧。”
桌上摆着两碗稀粥，还有一碟咸菜，两个黑面窝头。这就是我们的喜宴。
苏云坐在炕沿上，没动筷子。
我怕她嫌弃，赶紧解释：“家里穷，没啥好东西。但我说了，只要有我一口干的，就不让你喝稀的。这窝头你吃，我喝粥顶得住。”
苏云看着我，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砸在炕席上。
她突然站起来，郑重地跪在炕上，冲着我那个破桌子，结结实实地给我磕了一个头。
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扶她：“别介！咱不兴这个！快起来！”
那一刻，我就在心里发誓：赵老三啊赵老三，这女人既然跟你了，就算把命豁出去，你也得护着她。
日子就这么过了起来。
苏云虽然不会说话，但她手巧得让人害怕，也勤快得让人心疼。
以前我那屋里，乱得像个猪窝。她来了没三天，家里大变样。
那床破得露棉絮的被子，被她拆洗了一遍。她不知从哪找来的碎布头，拼成了一朵朵好看的花，补丁打得比新的还好看，针脚密密麻麻的，整齐得像是机器踩出来的。
窗户纸重新糊了，她在上面剪了几朵红色的窗花贴上，那花样我都没见过，不是喜鹊登梅，也不是连年有余，而是一些奇奇怪怪却特别好看的花纹。
她做饭也讲究。明明就是红薯面和野菜，她也能变着花样做。野菜洗得干干净净，切得整整齐齐，也不知她怎么弄的，吃起来一点都不苦，还不牙碜。
但我总觉得，我这媳妇身上有些怪，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
有一次吃饭，我饿急了，端起碗呼噜呼噜往嘴里灌，吃得满嘴是渣。
一抬头，看见苏云正拿着筷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她腰挺得直直的，左手扶着碗沿，右手拿筷子的姿势特别好看，嚼东西没一点声音。她那样子，不像是坐在土炕上吃野菜，倒像是坐在大饭店里吃山珍海味。
我看呆了，嘴里的粥都忘了咽：“媳妇，你咋这么吃饭？咱庄稼人吃饭得大口才有劲儿啊。”
她愣了一下，好像突然惊醒过来。那双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赶紧低下头，学着我的样子大口扒饭，还故意弄出点“吧唧”声，身子也垮了下来，缩成一团。
我看在眼里，心里犯嘀咕，但没敢问。
还有一回，我在供销社买盐。营业员看我买得多，随手扯了一张旧报纸给我包盐。
回家后，苏云正在灶台边烧火。看见那张包盐的报纸，她的眼睛突然亮了，那光芒比灶膛里的火还亮。
她把盐倒进罐子里，小心翼翼地把那张油乎乎的报纸展平，捧在手里看。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我也认不全，大概是讲什么国家大事的。
她看得那么认真，手指头在一个个字上划过，嘴唇微微颤抖。看着看着，眼泪就那么无声地流下来，滴在报纸上，晕湿了一片墨迹。
“你识字？”我冷不丁问了一句。
这一问，把她吓得浑身一哆嗦。她手里的报纸掉在地上，整个人像只受惊的猫，拼命冲我摇头，脸上的惊恐让我心里发毛。
她捡起报纸，揉成一团，就要往灶火里塞。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哎哎，别烧啊，留着引火也行啊。不识字就不识字，怕啥。”
我拍拍她的后背，感觉她背上的汗都下来了：“没事，以后我不问了。咱好好过日子。”
从那以后，我发现她更小心了。她在村里走路永远低着头，看见穿制服的人，哪怕是邮递员，她都躲得远远的，像老鼠见了猫。
转眼到了一九七五年，我们在一起过了两年多。
这三年，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日子稍微有了点起色。我们养了两只鸡，还开了一小块荒地种点葱蒜。
虽然村里人还是嘴碎，背后叫我们“哑巴配穷种”，但只要不当面骂，我都忍了。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祸事还是来了。
那是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还在地里干活。队里的保管员老孙头突然大喊大叫，说队里准备给公社食堂送去的一只老芦花鸡丢了。
那可是集体财产，偷集体财产那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大罪。
这时候，二癞子跳了出来。这小子自从那次调戏苏云未遂被我拿铁锹吓唬过一次后，就一直怀恨在心。
他指着我家方向喊：“我刚才看见那个哑巴在保管室附近转悠，鬼鬼祟祟的，肯定是一看没人就顺手牵羊了！那娘们以前就是乞丐，手脚肯定不干净！”
治保主任是个急性子，听了二癞子的话，带着几个民兵，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我家院子。
我刚扛着锄头进门，就被两个民兵按倒在地上，反剪了双手。
“赵老三，让你媳妇把鸡交出来！不然把你俩都抓去公社批斗！游街示众！”治保主任吼道，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我们没偷！苏云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怎么会偷鸡！”我拼命挣扎，脸贴在冰凉的土地上，蹭破了皮，火辣辣的疼，“你们这是冤枉好人！”
“好人？谁不知道你媳妇是流窜犯！”二癞子在旁边煽风点火，抬脚就要往我身上踹。
就在这时，屋门开了。
苏云端着一盆喂鸡的泔水走了出来。看见我被人按在地上，脸上还有血，她手里的盆“哐当”一声砸在地上。
平时见人就躲、胆小如鼠的苏云，这一刻却像是疯了一样。
她尖叫一声，那是哑巴特有的、撕裂般的叫声。她冲过来，一把推开准备踢我的二癞子。那力气大得惊人，二癞子没防备，被推了个趔趄。
苏云张开双臂，挡在我身前。她那瘦弱的身板瑟瑟发抖，像秋风里的落叶，但她的脚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一步都不退。
她死死盯着治保主任，那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惊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决绝，一种母狼护崽子的凶狠。
“滚开！哑巴婆娘，连你也一块抓！”治保主任也被她这眼神吓了一跳，挥着手里的绳子喊道。
苏云突然转过头，目光像刀子一样扎向旁边的二癞子。
她伸出手指，指着二癞子的腰间，嘴里发出“啊！啊！”的急切叫声，一边叫一边比划着吃东西的动作。
大家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二癞子腰里鼓鼓囊囊的，看着有点不对劲。
“看啥看！这是我棉裤太厚！”二癞子脸色一变，捂着腰想往后退。
“那是啥？”赶来的村支书皱着眉喝问了一句。
民兵队长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二癞子的胳膊，把他按住，掀开他的破棉袄一看。
一团带血的鸡毛，还有半只没吃完的烧鸡，油乎乎地塞在裤腰带上。
原来是贼喊捉贼。
真相大白，全场一片哗然。
村支书气得脸都绿了，一脚踹在二癞子屁股上：“把这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捆起来！送公社！”
人群散去，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两口子。
我从地上爬起来，浑身骨头架子都疼。苏云看着我脸上的血和土，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流。
她打来水，用手帕一点点给我擦伤口，动作轻得像是在碰一块豆腐，生怕弄疼了我。
“媳妇，让你受惊了。”我抓住她冰凉的手，“都怪我没本事，让人这么欺负。”
她看着我，嘴唇剧烈地抖动着，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说，喉咙里发出在那一瞬间几乎要冲破封锁的声音。但最终，她只是咬着嘴唇，摇了摇头。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襟，抓得那么紧，指节都发白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她，明显感觉她在做噩梦，身体一抽一抽的。
我拍着她的背，心里暗暗发狠：赵老三，这辈子哪怕把命搭上，也不能再让苏云受一点委屈。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倒春寒冻死人。
苏云病了。
一开始只是咳嗽，我想着可能是着凉了，给她熬了点姜汤。可没过两天，她就开始发高烧，整个人烧得像块红炭，烫手。
她躺在炕上，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得像拉风箱，嘴唇干裂起皮。
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了一眼，摸了摸额头，吓了一跳：“这都烧过四十度了！肺里全是杂音，这是急性肺炎！我这只有安乃近，根本压不住。得送县医院，不然会烧成坏肺，要人命的！”
赤脚医生摇摇头，留了两片退烧药走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腿都软了。
去县医院？那可是要花大钱的。家里翻个底朝天，连一分钱都找不出来。
看着苏云那痛苦的样子，我咬了咬牙。
我跑遍了全村，最后在村长家门口跪了一个小时，把头磕得咚咚响，额头全是血。村长媳妇看不下去了，拿出私房钱借了我十块，又让大队借了一辆拉粪用的板车给我。
我给苏云裹上家里所有的被子，又把稻草铺得厚厚的，把她抱上板车。
“云啊，你挺住，咱们去大医院，一定能治好。”
赵家沟离县城有四十里山路。那天还下着雨夹雪，路全是泥泞，滑得根本站不住脚。
我把麻绳往肩膀上一勒，低着头，拉起车辕就往县城跑。
那是怎样的四十里地啊。
上坡的时候，我脚下一滑，膝盖重重磕在石头上，钻心的疼。但我不敢松手，我怕车滑下去摔着苏云。我几乎是手脚并用，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的布鞋底磨穿了，脚指头在尖石头上磕得血肉模糊，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我感觉不到。
风雪往脖子里灌，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流进嘴里，咸得发苦，涩得想吐。
我一边拉车一边跟她说话，怕她睡过去就醒不来了。
“媳妇，等你好了，咱就把那只鸡杀了炖汤喝。”
“媳妇，今年咱多种点菜，我也给你买块花布做新衣裳。”
“媳妇，你别睡，你听见我说话没？”
车上的苏云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那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
到了县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我浑身是泥，像是刚从泥坑里爬出来的野鬼。我背着苏云冲进急诊室，噗通一声跪在医生面前：“大夫，救命！救救我媳妇！我有钱，我有十块钱！”
值班医生是个好人，没嫌弃我们脏臭，赶紧叫护士把人推进去，挂上了吊瓶。
那一夜，苏云一直在输液。
我守在床边，一步不敢离开。后半夜，苏云烧得又厉害了，开始说胡话。
病房里静悄悄的，只有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我趴在床边，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突然听见苏云开口说话了。
声音很小，很虚弱，断断续续的，但字正腔圆，那根本不是我们这的土话，也不是以前她那种含糊不清的声音。那是标准的普通话，甚至带着点我不懂的词。
“爸……文件在……在书房第三层……”
“我……我是…………我要回家……”
我一下子惊醒了，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爸爸？她不是流浪的孤儿吗？
还有什么文件？什么书房？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阵皮鞋声。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路过门口。
听见病房里的呓语，那个男人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他停在门口，往里面探头看了一眼。那目光锐利，带着审视，在苏云那张烧得通红的脸上停留了好几秒。
我本能地感到了危险。我赶紧站起来，用身子挡住他的视线，警惕地瞪着他，像是一条护食的狗。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但我感觉他走得很慢，像是在思索什么。
苏云醒来后，烧退了不少。
我端着热水喂她，看着她那双恢复清明的眼睛，心里却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媳妇，”我试探着问，“你昨晚做梦了？咋喊别人的名字？”
苏云正在喝水的手猛地一抖，半杯水全洒在了被子上。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比发烧时还要吓人。她死死抓住我的手，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疼得我一哆嗦。
她盯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充满了恳求、恐惧，还有深深的绝望。她拼命地摇头，嘴唇咬出了一排白印，示意我不要再问，也不要对外说。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可能会要了她命的秘密。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用力捏了捏：“没事，就是做梦。咱啥也没说，我也啥也没听见。好了，咱们回家。”
苏云看着我，眼泪流了下来。她把脸埋在我的手掌心里，无声地哭泣。
从县城回来后，苏云变了。
虽然她还是那样勤快，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有事。
她经常趁我不注意，站在村口的那个高土坡上，往南边看。一站就是半天，眼神空洞而遥远，像是在等什么人，又像是在跟什么人告别。
村里的大喇叭里，开始播放一些不一样的新闻。虽然我听不懂那些大道理，但我能感觉到，世道好像要变了，大家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了。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庄稼收完了。
地里的活少了，村里人闲了下来。大家都在议论，说外面的天变了，好多以前被打倒的人都平反了。
我不懂啥叫平反，我只关心今年的红薯够不够吃。
苏云坐在院子里缝一件新衣服。那是她用攒了半年的鸡蛋，去供销社换来的一块蓝卡其布。
她做得特别认真，每一针都像是在绣花。
“媳妇，这布这么好，你也给自己做一件啊。”我看着那崭新的布料，有些心疼。
她笑着摇摇头，把做好的上衣在我身上比划了一下。大小正好，针脚细密。
她看着我穿上新衣服，眼里满是温柔。她伸手帮我整理领子，手指在我脸上轻轻抚摸，那感觉，像是在摸一件珍宝，又带着一丝说不出的伤感。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好像又要下雪。
我正在院子里劈柴，突然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震动。
“嗡——嗡——”
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从远处的山谷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这声音不像拖拉机的“突突”声，也不像县里那种破吉普的哼哼声，倒像是闷雷在地上滚，震得人心头发颤。
“啥动静？”隔壁二癞子正趴在墙头看来往的大姑娘，被这声音吓得差点掉下去。
紧接着，村口的狗像是疯了一样狂叫起来，全村的鸡鸭都在乱飞。
我扔下斧头，跑出院子。
只见通往村口的那条土路上，卷起了一条黄龙般的尘土，遮天蔽日。
几辆墨绿色的吉普车，像钢铁怪兽一样冲破尘土，咆哮着开了过来。这种车，比县长坐的那种还要气派，车轮子上全是泥，显然是跑了远路来的。
更吓人的是，在这几辆吉普车中间，还夹着一辆黑得发亮的轿车。那车身哪怕沾满了泥点子，也透着一股子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这在那个年代的穷山沟里，简直像是外星飞船一样稀罕。
“我的娘诶，这是哪路神仙下凡了？”
村民们全都跑出来了，端着饭碗的、抱着孩子的，全都挤在路两边。一个个张大了嘴，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惹恼了车里的大人物。
车队一直开，径直开到了我家那几间破草房前，才慢慢停下。
车门打开的声音整齐划一，“砰砰砰”。
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七八个穿着军大衣、腰杆笔直的年轻人，动作利索地散开，站在了那辆黑色轿车周围，眼神警惕地盯着四周。
村支书早就吓得腿软了，帽子都戴歪了，哆哆嗦嗦地跑过来，话都说不利索：“首……首长……这是……我是本村支书……”
没人理他。警卫员伸手把他挡在一边。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快步走到黑色轿车旁，拉开了后门。
一只锃亮的黑皮鞋踏在满是鸡屎和烂泥的地上。紧接着，一位头发花白、穿着呢子大衣的老者走了下来。
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那些破败的土墙，扫过那些穿着破棉袄看热闹的村民，最后定格在了我家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上。
就在这时，苏云端着一盆喂鸡的泔水，从屋里走出来。
看见门口这场面，她手里的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泔水溅了一地，她捂着嘴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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