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进行的非洲杯的比赛，乌干达对阵坦桑尼亚的对决很容易被忽略。
尼日利亚迎战突尼斯，这是两支前非洲杯冠军得主的强强对话；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塞内加尔，则是另一组非洲足坛豪门的交锋。
但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交手仅为历史第六次，且这将是自2019年肯尼亚3-2击败坦桑尼亚以来，非洲杯赛场首次上演全东非内战。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国家将与邻国肯尼亚联合承办2027年非洲国家杯——这意味着该赛事自1976年在埃塞俄比亚举办后，时隔半个多世纪将再度落户东非。肯尼亚本应在1996年承办非洲杯，却被剥夺了举办权。
东非国家仅两次斩获非洲杯冠军：1962年埃塞俄比亚（当时为四队赛事）和八年后的苏丹（八队赛事），且两次夺冠均是在本土作战。东非球队上一次跻身决赛，还要追溯到1978年的乌干达队。
因此，当坦桑尼亚与乌干达在拉巴特交锋、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国内观战之际，东非国家为何在足球领域逐渐掉队？
人们对东非近年的体育史往往存在简化认知：这里是中长跑运动员的绝对摇篮，不仅包揽奥运会和世锦赛该项目的多数奖牌，更长期垄断各大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
往届非洲杯中东非球队交锋记录
年份
对阵双方
比分
1959
苏丹 vs 埃塞俄比亚
1-0
1968
埃塞俄比亚 vs 乌干达
2-1
1970
苏丹 vs 埃塞俄比亚
3-0
1976
埃塞俄比亚 vs 乌干达
2-0
2019
肯尼亚 vs 坦桑尼亚
3-2
就像牙买加（短跑）和新西兰（英式橄榄球）是特定体育项目的强国，其成就远超人口和GDP规模更大的国家一样，东非国家也因中长跑的耀眼表现，在足球等其他项目上常被忽视。
“田径运动固然让我们倍感自豪，但足球才是第一运动。”出生于肯尼亚的苏格兰记者阿拉斯代尔·豪沃思表示，他长期深耕非洲足球报道，“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部分地区，橄榄球也极具影响力，不过受众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
豪沃思指出，若将埃塞俄比亚与2027年非洲杯三个东道主（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并列，“这四个国家都是狂热的足球国度”。
他补充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非曾拥有浓厚的足球文化。你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坎帕拉和内罗毕的球场曾涌入七万多名球迷观赛。这些国家有着底蕴深厚的足球历史与传承。”
中非和东非国家杯（CECAFA Cup）的历史比非洲杯更为悠久。该赛事始于1926年，最初名为“戈塞奇杯”，仅为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年度对抗赛；20世纪40年代开始扩军，21世纪10年代达到鼎盛，参赛球队增至12支。
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均为前英国殖民地，于上世纪60年代独立（厄立特里亚曾与埃塞俄比亚同属意大利殖民地，1993年底才脱离独立），这也解释了这些国家足球文化的起源。
东非能否成为世界足坛的重要一极？“现在还为时过早。作为一个地区，我们仍落后于西非。”拉夫堡大学的生物力学家、博士研究员马克斯韦尔·穆泰表示，“未来五十年？或许有机会。”
穆泰指出，肯尼亚降雨频繁，给青少年球员使用的球场带来较大损耗，不过他也提到，全天候球场的数量正在逐步增加。
“很多孩子起初可能会尝试踢足球，但最终很难坚持下去。”他补充道，“此外，家长们也没有信心让孩子全力挖掘足球天赋，因为他们不相信足球能成为可行的职业道路，也不了解这条道路的发展前景。”
基因因素或许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绝大多数长跑运动员来自东非大裂谷（东非山区），且属于卡伦金族；而穆泰发现，肯尼亚的足球运动员多来自维多利亚湖沿岸。
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是卢奥族和卢希亚族的传统聚居地，肯尼亚最成功的两家俱乐部——非洲联盟豹队和戈尔·马希亚队也诞生于此。用穆泰的话说，这些足球运动员的“体型更接近西非球员”，而非东非大裂谷的长跑运动员。
豪沃思称肯尼亚是“非洲足坛最令人惋惜的未兑现潜力的国家”。
他认为，某种程度上，肯尼亚国内对英超的痴迷拖累了本土足球发展，同时也承认资金投入不足等其他障碍同样制约着足球进步。2022年，肯尼亚因涉嫌挪用资金，被禁止参加国际足球赛事长达九个月。
“但如今他们已重回正轨，成立了新的足协。”他说，“前曼联球员、南非前锋本尼·麦卡锡出任了国家队新任主教练。”
豪沃思认为，乌干达是目前东非表现最突出的球队，尽管他们在2025年非洲杯首战中1-3不敌突尼斯。“我认为关键差异在于，他们建立了几所优质青训学院，联赛组织更完善，还搭建了成熟的球员留洋输送渠道。相比肯尼亚，他们对接海外侨民球员的工作也更出色。”
豪沃思表示，乌干达主教练保罗·普特是球队进步的核心功臣。普特于2023年11月上任，此前他在比利时联赛有着漫长执教经历，还曾执掌几内亚、刚果、冈比亚、约旦等国家队帅印，并带领布基纳法索闯入2013年非洲杯决赛（最终落败）。
豪沃思提到，乌干达俱乐部“每隔几年”就能晋级非洲冠军联赛，最近一次是毒蛇队在2022-2023赛季的参赛经历——他们在六场小组赛中2平4负，排名小组垫底。
坦桑尼亚的青年非洲人队（俗称“扬加队”）和辛巴队是东非球队的领军者，多次晋级非洲冠军联赛小组赛阶段，而这项赛事至今没有任何一支中非和东非国家杯成员球队能够问鼎。2023-2024赛季，扬加队闯入八强，最终在两回合较量中点球负于南非的马梅洛迪日落队。
“上世纪60年代，肯尼亚和乌干达走上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化发展道路，而坦桑尼亚则奉行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差异也体现在足球领域。”豪沃思解释道，“因此，坦桑尼亚拥有非洲最具特色的足球联赛之一。”
“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首都）的扬加队和辛巴队，就好比西甲的巴塞罗那与皇家马德里：这对同城死敌的对决极具分量。它们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俱乐部，采用‘50+1’模式（球迷持有多数股份），德比战关注度极高，且两家俱乐部都财力雄厚。”
扬加队负责青训和一线队的教练兼表现分析师普罗斯珀·巴塞洛缪对此表示认同：“本土联赛竞争激烈，无论是对抗强度还是赛事质量，都处于稳步提升阶段。”
“年轻球员早早就能被球探发掘，大多数国脚通过俱乐部平台获得了征战洲际赛事的机会。”他认为，这样的经历能让球员“熟悉”顶级淘汰赛制的足球赛事。
豪沃思补充道，坦桑尼亚联赛是非洲唯一一个实现所有赛事全球转播的联赛。
“我认为我们或许会成为非洲足坛的下一个崛起力量。”巴塞洛缪说道，“此外，坦桑尼亚已向外国球员敞开大门，如今联赛每队允许注册12名外援，这有助于为本土球员营造更具挑战性的比赛环境。”
坦桑尼亚队在2019年晋级非洲杯，结束了近40年的等待；两年后遗憾落选，但2023年喀麦隆非洲杯中，尽管排名小组垫底，他们仍逼平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在2025年非洲杯首战中，坦桑尼亚1-2不敌尼日利亚。
近年来，坦桑尼亚一直在探索自身的足球定位。“2023年非洲杯坦桑尼亚队名单中，有四名球员效力于英格兰低级别联赛。”豪沃思说，“如今他们调整了思路，因为坦桑尼亚民族主义情怀浓厚，认为国家队实力应体现本土联赛水平，而本国联赛的竞争力确实不容小觑。”
埃塞俄比亚情况类似：绝大多数俱乐部为国有性质（锡达马咖啡队目前领跑联赛），球员薪资待遇相对优厚。
“但这也导致埃塞俄比亚足球发展极为封闭，很少有球员出国踢球。”豪沃思说道。
自2017年圣乔治队晋级非洲冠军联赛后，埃塞俄比亚再无俱乐部跻身该赛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埃塞俄比亚国家队仅两次晋级非洲杯（2013年和2021年），且均止步小组赛。
谈及成功，人们总会不可避免地聚焦于榜样的重要性。“姆布瓦纳·萨马塔是坦桑尼亚足球的偶像，尤其是转会阿斯顿维拉后，激励了大批球员投身足球。”巴塞洛缪说道。
穆泰对此表示赞同，并以托特纳姆热刺队的维克托·万亚马及其兄长麦克唐纳·马里加为例。马里加曾效力多支欧洲俱乐部，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曾是穆里尼奥执教的国际米兰队成员，随队夺得2010年欧冠冠军。
另一方面，娜奥米·吉尔马转会切尔西、亚历山大·伊萨克加盟利物浦的创纪录交易，对东非也意义重大。
吉尔马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父母为埃塞俄比亚人；伊萨克是瑞典国脚，出生于斯德哥尔摩，拥有厄立特里亚血统。尽管两人不会代表东非国家参赛，但他们的存在，对许多东非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不过豪沃思对“榜样力量”的作用持保留态度：“我认为我们有时过分夸大了这一点。万亚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大门，但肯尼亚人对英超和欧冠的痴迷实在太深了。”
在豪沃思看来，一个被忽视的长远进步信号是：欧洲俱乐部已开始关注东非引援市场。“一些俱乐部已经注意到东非。丹麦的奥胡斯俱乐部就是绝佳例子——他们专门设立球探部门，专注发掘非洲球员。”
“该部门总部设在内罗毕，完全遵循‘丹麦-美国模式’：签下年轻球员，培养后待其表现出色再高价出售。”
人们对2027年非洲杯的期待保持理性。2017年的加蓬是最近一届未能从小组赛突围的东道主，而2027年赛事将首次由三国联合承办，东道主全部止步小组赛的可能性客观存在。
不过东非足球已出现积极信号：去年夏天，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承办了非洲国家锦标赛（赛事性质与非洲杯类似，但参赛球员均为本土联赛效力者）。三个东道主均以小组头名出线，尽管最终都在淘汰赛首轮出局。
豪沃思持乐观态度：“我坚信，若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能成功举办一届精彩的非洲杯，将彻底改变东非足球的发展格局。这届赛事很可能会为东非球员搭建起通往更广阔舞台的桥梁。”
编译自TA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