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不断提出美国枪的数量众多但社会却不反抗这样的问题，这本身体现出一种错位的直觉。很多人在潜意识里把武器的数量当作反抗能力的核心指标，却忽视了比枪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社会结构、组织能力以及人是否还能够形成共同意志等方面的内容。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反抗的，从来都不是工具，而是人是如何被塑造以及如何被分散的。
在美国，愤怒是比较常见的。高房租、医疗账单、学贷以及信用卡债务，随时都能够把普通民众推进困境之中。失业、疾病或者一次意外就足以打破中产阶层的安全感。从情绪的角度来看，美国社会并不温和，焦虑和不满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情绪几乎从一开始被转化成了私人方面的问题，而并非是公共层面的议题。每一个人都得自己去应对风险，失败被说成是个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并非是制度方面的问题。
枪支在这里没有成为反抗的工具，却成为了分裂的工具。表面上全民都可以持枪，但是现实里阶层差异是很明显的。富裕阶层拥有体系化的安全能力、法律资源以及政治通道，底层群体就算持有枪支，也仅仅是零散、没有协同的个体。没有组织、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后勤以及舆论空间，枪支只会让恐惧被放大，而不会凝聚力量。它更容易被用来彼此威慑、进行街头冲突以及内部消耗，并非是指向真正的权力结构。
美国社会存在着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它高度地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族群、性别、身份、移民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被不断地进行细分。每一个标签如同一道隔离的墙壁，将潜在的共同利益切割成相互对立的碎片。当人们把愤怒投向另一群普通人群体的时候，真正的结构性矛盾被转移了。穷人们相互之间保持着警惕、相互之间存在着仇视的情绪，很少会抬头去质疑规则本身，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长期以来舆论和制度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法律以及执法体系使得这种状况更为明显。规则看似是中立的，但是实际执行却极为不对称。普通人越界的成本极其高昂，而系统内部的暴力行为以及失误情况往往存在缓冲的空间。这种反复被验证的现实，会持续让人们形成一个心理上的结论：反抗不仅代价大，而且几乎肯定会失败。伴随时间的推移，愤怒不再是朝着改变而去，而是转变为冷漠、犬儒或者内部攻击。
在经济方面的设计也是较为细致的。很多家庭处于仅仅能够维持生存的状态，但是没有多余的力量。既不能够积累反抗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源，还总是担忧一旦出头就会失去仅有的稳定状态。这种长期的生存压迫，比完全崩溃更加能够消耗人的意志。人不是一下子被压垮的，而是在众多的账单、评分、期限和责任之中被慢慢地磨平。
美国社会并非是不想进行反抗，而是被系统训练到没有办法进行反抗。枪支是这一整套结构当中的一个符号，它制造出虚假的力量感，使得人们觉得自己拥有选择权，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才发现，真正决定命运的根本并不在自己的手中。没有共同的叙事，没有组织的信任，没有向上的集体目标，即便拥有再多的武器也只会加速内部的消耗。
在讨论是否与美国比拼意志品质的时候，真正应当关注的并非是枪库。应当关注的是社会是否能够形成共识，是否能够将个人命运重新与公共命运连接起来。意志并非是通过呼喊就能够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结构当中被保留或者被消耗的。明白了这一点，就能够懂得为什么有些社会在压力之下会四分五裂，而有些社会能够承受冲击、调整方向还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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