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南京那间办公室里桌案挤满到门口，档夹一摞压一摞，人抬头就能看见封皮上那串数字，3607074件又1807箱，旁边再划一道，741处古迹严重受损，角落里还单独标注，11件被列为日本国宝，办事员在备注里多写了几笔，东北还有空白，台湾也没补齐，解放区的统计没完整上来，民间更是欠账不少，估着保底得五百万件往上，屋里气味是纸张和油墨混在一起的味道，想起的不是数字，是城门被推开那一夜，兵进门，牌匾倒下去，像南京夫子庙旁“聚古斋”那间小铺，王献之把宋代汝窑盏塞进地窖，冰冷的刺刀抵住喉结，板撬下去，字画瓷器铜器被一捧一捧往外刮，火苗爬到梁上，书页卷成黑灰，人在废墟上趴着，手里捧着烧糊的书皮，身子一软，地上留下一口血，城里只是一个剪影，外面同样的事一天比一天多。
说起那11件国宝里头的几件，名字一报就能让人停住脚步，先看东京那座馆，卷轴平摊在恒温室里，标签写着《丧乱帖》，王羲之的字，原来在清宫养心殿的柜子里好好放着，北平故宫库房登记卡还在，九四零年这东西被人以“借出鉴赏”为名硬从柜里提出，名字对上了，松井石根，办事态度很直，话也直，院里那位马衡跑前跑后，教务清单写了一页又一页，门口的哨兵不让进，结果就留在今天这间展厅，玻璃罩光线打得匀，讲解词里只写书法价值不写来路，参观的人挤在玻璃前看一会儿就走。
另一件从画上看得明白，《伏生授经图》，唐人阎立本的笔，画里伏生把《尚书》口口相传，原先挂在苏州灵岩寺的墙上，四二年的工事计划里写着修建仓库，藏经阁一砖一瓦拆掉，画卷转手到了一个军官箱底，名字是山本健一，战后进了皇室清单，档案一转再转，今天挂在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厅里，牌子上写的是国宝。
东京的另一栋楼，牌匾写“东洋馆”，那里陈列里中国来的器物压根数不过来，档案册说有十万余件，玻璃柜里摆着一件商代青铜方尊，记载里写出土地名，湖南宁乡，三九年运走，器型方正，纹饰层层叠叠，馆方标签写成了“日本国宝”，京都那边还有一匹唐三彩马，釉色温润，马鬃起伏，传述里写着它的来历，讲的是宫里的故事，说唐玄宗给过杨贵妃，当年哪条路过来，今天哪条路展出，故事就顺着讲下去。
新中国把这件事当条长线拉在手上，时间往后挪，八十年代桌对桌谈，把渠道慢慢打开，回来的物件一批批做鉴定入库，二零零一年的一次交接最显眼，一件宋代瓷瓶辗转数十年，拍场上标到2000万元，协调完成后回到国博的柜里，标签换成了新号，2019年又有一面唐代铜镜，从包装箱里被托起来的时候，镜背的纹饰在灯下清楚得像刚出土，屋里的人把手套捏紧，谁也没多说话，登记本翻过去那页，回归的时间落了笔。
记下来，做事，路就得往前走，追讨是一头法律，一头学术，中间连着民间力量，国家强，底气就足，谈判桌上话就好说，回来的路就能铺平一点，再铺平一点，那些散在外头的器物，不会说话，也在等，等护送的人在海关盖章，等展柜里亮起灯，等回到属于它的地方，我们把事情一件件做扎实，数字更新，名单更新，等下一批回来的消息落在档案的下一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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