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年约有8万人下落不明（社会性消失）。其中，有许多人主动选择结束生命。法国电视台“Arte”正在播出的纪录片系列《Évaporés（消失的人们）》描绘了这种情况。
生物学家让·罗斯坦曾说：“人类被允许怀抱一切希望，甚至包括消失。” 在日本，许多人仿佛在做最后的挣扎，试图通过突然消失来继续生存。这一现象广为人知，那些自行消失的人被称为“蒸发者”，据说每年约有8万人。其背后，是日本严格社会中对于羞耻和名誉受损的深深恐惧。当官方意义上的第一人生陷入严重困境时，他们选择在别处悄然开始第二人生。而帮助他们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的，是一种被称为“连夜逃跑”的服务。这一现实也在“Arte”电视台播出至12月23日的纪录片中得到了详细介绍。
摆脱羞耻的束缚
杉本先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几年前儿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最小的孩子抬头望着他问道。当时杉本先生正换好西装，手里拿着旅行包。“3天后就回来。”他回答道，但心中对撒谎感到愧疚，就这样告别了孩子。几年前，家族企业破产，背负了约5亿日元（约2243万元）债务的杉本先生，首先想到的是自杀。“我玷污了家族的名誉。我责怪自己让家人蒙羞。我被击垮了。起初我想结束一切，但我没有勇气。我考虑过上吊，在网上读到‘那是最简单的’，但失败了会很惨。最终，我还是害怕了。”在持续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杉本先生得知了有帮助人主动失踪的公司存在，从而获得了另一种人生。他给员工和家人写了信。内容是：“采取这样自私的行动，我很抱歉，但我别无选择。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全额偿还。”然后，在写信的第二天，他在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注视下穿上了西装。那天，杉本先生突然消失了。
直到现在，回忆仍会如刺般扎心，浮上心头。与朋友欢笑的日子，与家人围坐的晚餐。另一位希望匿名的“蒸发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出生在贫困家庭，几年前加入了黑帮担任电话接线员，他承认：“然后，我借了根本还不起的钱。”自然，他和他的家人受到了威胁。“我绝望地逃跑了。”沉迷于赌博的他说道。对于这种过于匿名、丧失了人性的生活，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没有任何计划。只是四处游荡，寻找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仅仅为了度过每一天而活着。”
帮助连夜跑路的搬家公司
这些人为了藏身，会求助于“连夜跑路搬家公司”。纪录片指出，这类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逃避债务（而求助）。”这些公司完全合法经营，也很容易在网上找到，然而其部分业务游走于灰色地带，使得许多人的逃亡成为可能。50多岁的斋田女士经营着这样一家公司。“我们秘密搬运委托人的行李，确保他们不被发现。不仅帮助他们寻找新住所和工作，还提供陪同去警察局、介绍律师等服务。我们的服务范围很广。”她对着镜头解释道。
这里浮现出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对夫妇使用了她的服务。
两人当时在同一雇主手下工作。雇主与黑道有关联，非常专横，强迫员工以“偿还工作中失误造成的损失”为名付钱。被无休止的压力逼到绝境的两人决定：“我们也消失吧。”他们心想，如果成功就能得救。如果失败，就已做好了寻死的准备。连夜跑路搬家公司接下了他们的委托。几周后，两人抵达海边，如今在情人旅馆工作，并住在空闲的客房里。“在这里没有人支配我们。我们有自己的钱，感觉比之前自由。”女性说道。“对我的父母来说，我的意见无关紧要。他们根本不听。无论是交友，还是花钱，全部都被控制着。……坦白说，他们是毒害子女的父母。”不过，并非所有父母都如此。也有许多父母正因这种突如其来的失踪带来的残酷而痛苦。
家人的无助感
有时，背后有不为人知的原因，比如出轨或巨额债务等，家人完全不知情，人就突然消失了。无计可施的家人常常会向侦探求助。在日本爱知县刈谷市一家公司的员工宿舍，某晚之后突然消失的26岁 Kazuki（化名）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即使打了数百次电话、发了无数条信息也得不到回复，她开始自己调查，“找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地方”，也去了儿子的工作单位。然而，几乎被无能为力的无助感压垮，她最终决定借助专家的帮助。
在日本，失踪者的个人信息即使是家属也无法查阅。因为除非得到本人同意或确认死亡，法律禁止披露。因此，家属实际上无法查询失踪者本人的信用卡使用记录、手机、健康保险等信息。“警察也一样，”身心俱疲的母亲抱怨道，“警察让我联系我儿子……但我做不到，这真的非常痛苦。”
重生
无论现实多么严酷，出路多么封闭，蒸发者们追求的只有一件事：“再也不被找到”。从社会中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死去”。讽刺的是，纪录片中出现的一位侦探这样表述他们的心境：“无论是在家庭、学校还是职场，失败的时候，很多日本人会想，‘与其背负耻辱活着，不如死了更好’。所以，他们或许是想去一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从一片空白的状态重新开始人生吧。”对他们而言，那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一种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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