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沙飞摄影全集》、百度百科"沙飞"词条、相关历史文献资料
1950年3月4日清晨，河北石家庄。初春的寒意还未散去，天空泛着鱼肚白。
华北军区看守所内，一名身着灰色军装的男子正在整理衣物。他神情平静，动作从容，仿佛只是准备外出办事。
看守人员送来早饭，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细细咀嚼。桌上还有一碟鱼，是特意准备的。
这名男子叫沙飞，原名司徒传，时年38岁。他曾是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主任，相当于师级建制。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的镜头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八路军在长城上驰骋的英姿，白求恩在手术台前专注的神情，聂荣臻怀抱日本小女孩的温情画面。
几天前，华北军区下发了一份文件："沙飞目无法纪杀害人命，军法处判决处以极刑。"文件上有聂荣臻的签名。就在签署这份死刑执行令前，这位戎马一生的将领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给他点鱼吃，他是南方人，喜欢吃鱼。千万别让他饿着走。"
沙飞吃完鱼，用手按了按胸前的衣兜。那里装着用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照片底片。十三年来，这个小铁盒一直贴身携带，从未离身。
他提出最后几个要求：刮干净胡子，换上妻子编织的毛裤毛袜，执行时不下跪，死后立碑。这些要求全部被允许。
行刑时刻到了。沙飞站得笔直，面向东方。枪声响起，这位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奠基人倒下了。医院里所有的日本医护人员都站在远处观看，这是组织安排的，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
三十六年后，真相才完全浮出水面。人们这才明白，那顿鱼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从电台报务员到摄影师
1912年5月5日，沙飞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祖籍广东开平。父亲司徒伟经营药材生意，思想开明，经常教育子女要读书报国，振兴中华。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各种新思想在这里碰撞交融。
沙飞从小聪慧好学，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他先后就读于广州的小学，高小毕业后同时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和广州育才英文学校。
无线电技术在当时属于尖端科技，能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的都是家境殷实的子弟。1926年，年仅14岁的沙飞从无线电学校毕业。
那一年，广州掀起革命热潮。沙飞去黄埔军校拜访族叔司徒璋，看到校门口的对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这十四个字深深震撼了这个少年。他当即决定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年龄最小的电台报务员。
北伐军一路北上，沙飞跟随部队先后来到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电台工作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敏锐，沙飞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在队伍中站稳脚跟。
那几年的军旅生涯，让这个广州少年见识了广阔的天地，也让他看到了底层民众的疾苦。
北伐战争结束后，沙飞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工作了3年。1932年初，已经升任汕头电台台长的族叔司徒璋邀请他到汕头工作。
汕头电台是军商两用电台，待遇优厚，沙飞担任特级报务员，月薪高达150块大洋。在当时，1块大洋可以买5斤猪肉，这样的收入足以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在汕头电台，沙飞遇到了生命中的重要人物——登记员王辉。这位瘦高个、大眼睛的本地姑娘性格爽朗，关心时政，热爱文学，尤其喜欢读鲁迅的作品。
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很快走到一起。沙飞经常在电报纸上写满王辉的名字，这个小动作被同事们发现，成为电台里的一段佳话。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消息传到汕头，沙飞和王辉带头为上海前线捐款。沙飞在办公室呐喊："国难当头，人人有责！"这对年轻人在那个动荡年代结为夫妻，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婚后，沙飞迷上了摄影。最初只是出于兴趣，他用积蓄购买了一台相机，利用业余时间在汕头的街头巷尾拍摄。
那时的汕头已经笼罩在日本侵略势力的阴影下，街头常常能看到无家可归的难民，破败的店铺，惶恐的人群。沙飞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场景。
有一天，沙飞在街头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乞丐，他拍下了这个画面。
回家后，二弟司徒铃看到照片问他："人家都拍美女，你为什么喜欢拍乞丐？"沙飞认真地回答："你是中医，靠医活人的生命济世；我是摄影师，把受压迫的人拍出来，启发大家找出路。"
这番话道出了沙飞对摄影的理解。在他看来，摄影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反映现实、唤醒民众的武器。
这个想法受到鲁迅作品的深刻影响。沙飞是鲁迅的忠实读者，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深深感染了他。
1935年6月，沙飞以笔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这是当时上海重要的摄影组织，聚集了一批有理想的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沙飞接触到更系统的摄影理论和技术，视野进一步开阔。
1936年9月，沙飞做出一个大胆决定：辞去汕头电台的稳定工作，前往上海学习摄影。这个决定遭到家人强烈反对。
在那个年代，摄影被视为有钱人的消遣，不是正经职业。沙飞却认为，真正的摄影应该为社会服务，记录真实，启迪民智。
妻子王辉起初支持丈夫的理想，可随着时间推移，家庭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沙飞没有固定收入，全家靠王辉一人支撑。
1937年初，王辉给沙飞写信："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我提出离婚。当初你我无条件结婚，现在也无条件离婚。"
这封信让沙飞痛苦万分，他甚至想到过自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理想，同意离婚。沙飞在日记中写下"誓不屈服，牺牲到底"八个字，背上相机离开了汕头。
其实王辉也有自己的追求。这时她已经参加了"潮汕抗日义勇军"，同样怀着抗日救国的理想。只是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个人情感不得不为更大的理想让路。
1936年9月，沙飞来到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在上海，他与画家司徒乔、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喜欢摄影的牙科医生司徒博等族亲来往密切。
他还结识了黄新波等左翼木刻家，这些进步文艺工作者对沙飞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这一天对沙飞来说意义非凡。下午2点左右，鲁迅先生来到展览现场。
沙飞见到自己崇拜多年的偶像，激动得手都在发抖。他没有上前打招呼，而是默默地拿起相机，在远处拍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交谈的场景。
鲁迅当时已经病重，面容清瘦，但眼神依然锐利。他认真观看展品，不时与身边的年轻人交流。沙飞屏息凝神，按下快门，定格了这珍贵的瞬间。这组照片后来成为鲁迅生前最后的影像记录。
11天后，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噩耗传来：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逝世，终年55岁。沙飞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往鲁迅寓所大陆新村9号。
他在鲁迅遗体前深深鞠了三躬，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擦干泪水后，他举起相机，用颤抖的手拍摄了鲁迅的遗容。
接下来的几天，沙飞全程拍摄了鲁迅的葬礼。万国殡仪馆里人山人海，送别队伍长达数公里。
沙飞在人群中穿梭，记录下这场震撼人心的告别。这些照片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沙飞也因此在摄影界声名鹊起。
发表这些照片时，沙飞需要一个正式的笔名。
他想到自己渴望像一粒沙子那样，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去记录民众的疾苦，去呐喊不公，去唤醒沉睡的灵魂。于是，"沙飞"这个名字诞生了。
1936年12月，沙飞在广州举办个人影展。1937年6月，他又在桂林举办影展。两次展览的作品都以反映底层民众生活为主，展现了战乱年代的民生疾苦。
文化界名流陈望道、千家驹等人高度评价沙飞的作品，认为他的摄影"几乎随便哪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
【二】从战地记者到八路军摄影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消息传来，整个中国沸腾了。
身在桂林的沙飞热血沸腾，他在《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摄影与救亡》："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沦亡，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事……摄影……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沙飞决定奔赴前线。他带着鲁迅照片底片，带着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以全民通讯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重创日军，取得抗战以来首次大捷。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沙飞立即赶往山西五台县采访。在距离五台县城不远的河东村，他见到了115师政委聂荣臻。
那次见面很简短。聂荣臻当时事务繁忙，对这个瘦弱的南方青年只是例行接待。沙飞表示希望随军采访，聂荣臻同意了，但也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真正让聂荣臻重视沙飞，是在看到他拍摄的照片之后。那些照片构图精准，主题鲜明，既有战斗场面的惨烈，又有战士们的英勇。
特别是《长驱出击——八路军骑兵部队通过平型关》《平型关大战的胜利品》等作品，生动展现了八路军的战斗风采。
聂荣臻翻看这些照片时，内心深受震撼。他意识到，这个看似文弱的南方青年，实际上是一位用心记录历史的革命者。
摄影不仅能鼓舞士气，更能向国内外展示八路军的真实形象，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
在随军拍摄的日子里，沙飞展现出惊人的毅力。战地摄影不是简单地按快门，需要跟随部队长途行军，忍受恶劣环境。
沙飞原本不会骑马，为了拍摄骑兵的冲锋场面，他硬是学会了骑马。学习过程中多次摔下马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他也从不叫苦。
更难得的是，沙飞始终把器材保护放在第一位。
有一次行军途中遇到敌机轰炸，大家纷纷卧倒隐蔽，沙飞却抱着相机往沟里跑，为的是保护这些珍贵的器材。他的背包里装着底片，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1937年10月，经聂荣臻批准，沙飞在河北阜平正式加入八路军，成为共产党部队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他也正式改名为"沙飞"，从此司徒传这个名字不再使用。
聂荣臻对沙飞格外器重。他给沙飞配备了一匹大马和一位有经验的老马夫，还安排了警卫员。考虑到沙飞是文化人，聂荣臻特批他不用出早操，可以专心从事摄影工作。
更让人感动的是，聂荣臻将自己珍藏的一台法国"韦尔脱"相机送给沙飞。这台相机是聂荣臻在战场上缴获的，性能比沙飞原来那台好得多。
聂荣臻还破格将沙飞的津贴提高到每月8元，而自己的津贴只有5元。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充分体现了聂荣臻对摄影工作的重视和对沙飞的赏识。
1937年12月，沙飞到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任副主任。1938年，他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
沙飞带着相机奔走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山山水水，用镜头记录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
《战斗在古长城》是沙飞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照片中，八路军骑兵在蜿蜒的长城上驰骋，远处是连绵的群山，近处是英勇的战士，画面充满力量和美感。这张照片不仅是艺术杰作，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决心。
《挺进长城内外》《塞外风云》《收复紫荆关》等作品，同样真实记录了八路军的战斗场景。这些照片后来成为研究抗战史的重要视觉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1938年5月，沙飞因身体不适到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一生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
白求恩比沙飞大22岁，但两人很快成为忘年交。白求恩也喜欢摄影，与沙飞有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沙飞的英语很流利，与白求恩交流毫无障碍。
白求恩对这个瘦弱的南方青年印象深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沙飞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的镜头充满人性和力量。"白求恩去世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心爱的柯达莱丁娜照相机赠给沙飞。
沙飞跟随白求恩的医疗队，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1938年9月15日，晋察冀边区模范医院落成，沙飞为穿着八路军军装的白求恩拍摄了多张照片。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记录了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与战士们在一起、教授医护人员等场景。
《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成为最经典的白求恩影像。照片中，白求恩穿着简陋的手术衣，在昏暗的油灯下为伤员做手术，神情专注而坚毅。
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入中小学课本，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在手术中感染败血症不幸逝世。消息传来，沙飞悲痛欲绝。他立即赶到白求恩身边，为这位国际友人拍摄了遗容照。
看着白求恩安详的面容，沙飞想起一年前为鲁迅拍摄遗容的情景。两年之内，他送走了两位心中的偶像。
白求恩逝世一周年时，沙飞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50余幅照片。这些照片让更多人了解了白求恩的事迹，也让国际主义精神广为传播。
【三】创办《晋察冀画报》与精神疾患的萌芽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39年，沙飞向聂荣臻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创办画报，用影像作品宣传抗战。
聂荣臻非常支持这个想法。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了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新闻摄影科，沙飞担任科长。这是师级建制，体现了上级对摄影工作的高度重视。
沙飞不仅自己拍摄，还着手培养摄影人才。他从部队中选拔了一批有文化、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亲自教授他们摄影技术和理论。
石少华、罗光达、顾棣、雷烨等人都是沙飞的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骨干力量。
创办画报在当时条件下极为困难。根据地物资匮乏，印刷设备简陋，纸张、油墨都很难获得。沙飞和战友们土法上马，用木板刻版，用石板印刷，克服了无数技术难题。
1942年7月7日，在抗战五周年之际，《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河北省平山县阜平镇一个山洞里诞生。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创刊号共刊登150幅照片，其中82幅由沙飞亲自拍摄，其他照片由他培养的学生拍摄。
画报封面就是那张著名的《战斗在古长城》。
翻开画报，一幅幅照片展现了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战斗生活：战士们在险峻的山路上行军，游击队员在夜色中出发，民兵们在村口站岗，妇女们在后方支前……这些照片真实、生动，充满力量。
《晋察冀画报》的出版在根据地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它用直观的影像语言，向世人展示了八路军的真实面貌，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宣传封锁。
画报被秘密运往敌占区和国统区，让更多人了解到八路军的抗战业绩。
国际友人看到画报后也大为赞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战地摄影作品集。"《晋察冀画报》后来成为《解放军画报》的前身，在中国新闻摄影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创办画报的同时，沙飞建立了严格的底片管理制度。他提出"人在底片在"的原则，要求摄影人员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底片。
每张底片都要登记造册，妥善保存。有一次敌人"扫荡"，摄影科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转移底片，没有丢失一张。
1942年，沙飞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在入党志愿书中，他写道："我愿意用手中的相机为党工作一辈子，用影像记录革命的历史。"
抗战八年，沙飞始终活跃在第一线。他的足迹遍布晋察冀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拍摄了数千张照片。
除了战斗场面，他还记录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军民关系等方方面面，为后世留下了全面的抗战影像史料。
长期的战地生活和高强度工作，给沙飞的身心造成巨大压力。
他亲眼目睹了太多战争的残酷：被日军屠杀的村庄，堆积如山的尸体，哭喊的妇女儿童。他用相机记录下这些惨烈场景，每一张照片都像刀子一样刺痛他的心。
沙飞曾多次拍摄日军"三光政策"留下的惨状。有一个村子被日军"扫荡"后，全村200多口人几乎被杀光，房屋被烧毁，只剩下断壁残垣和累累白骨。
沙飞在那里拍摄了整整一天，回来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闭上眼就是那些惨烈的画面。
战友们注意到，沙飞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他变得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发呆。有时候情绪突然激动，大声咒骂日本侵略者。晚上常常做噩梦，梦见那些被屠杀的村民。
根据后来的医学鉴定，沙飞在抗战期间已经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症状。长期的战场生活，目睹太多残酷场面，加上高强度工作，他的精神承受了超出常人的压力。
可是当时根据地医疗条件有限，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也不够，没有人意识到沙飞的精神状态已经出现问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沙飞和战友们欢呼雀跃，用镜头记录下这历史性时刻。然而，八年抗战留给沙飞的心理创伤，却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愈合。
1948年5月，沙飞病倒了。长年的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上精神压力，他患上了肺结核。组织上安排他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疗。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晋察冀军区的重点医院，医疗条件相对较好。当时医院有多名日本医护人员，他们是战后选择留在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医术精湛，工作认真负责。
沙飞的主治医生是津泽胜，42岁，毕业于日本著名医科大学，在结核病治疗方面经验丰富。津泽胜为人和善，对待病人认真负责，在医院口碑很好。很多八路军伤病员都愿意找他看病。
住院初期，一切都很正常。津泽胜为沙飞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营养补充、适当休息等。
医疗记录显示，治疗方案合理，用药规范，沙飞的病情逐渐好转。按常理，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康复出院。
作为师级干部，沙飞住院时享受特殊待遇：可以携带手枪，配有两名警卫员和一名马夫。这在当时是正常的安全措施。
随着治疗的进行，沙飞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不正常。他开始怀疑津泽胜别有用心，认为这个日本医生是来害他的。每次津泽胜来查房，沙飞都用警惕的目光盯着他，有时甚至拒绝配合检查。
沙飞的怀疑来源于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1936年鲁迅因肺结核去世，当时确实由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治疗。
后来有人怀疑须藤医生有意耽误病情，虽然这个说法从未被证实，但在沙飞心中却成了铁的事实。
沙飞对警卫员说过很多次："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先生，现在又派人来害我。"他还给聂荣臻写信，说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津泽胜就是特务头子。
聂荣臻看到这封信后很担心，认为沙飞的精神状态确实有问题，准备把他接到北京治疗。可还没来得及安排，悲剧就发生了。
1949年12月15日中午，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传出两声枪响。
沙飞开枪打死了他的主治医生津泽胜。子弹击中津泽胜的前额和左肩，沙飞还走到倒地的津泽胜面前，对准他的头部又开了一枪。
枪声惊动了整个医院。医护人员冲进病房时，看到津泽胜倒在血泊中，沙飞站在一旁，神情冷漠。警卫员夺下沙飞手中的枪，他歇斯底里地吼道："他要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
医院紧急组织抢救，甚至从北京调来专家，但津泽胜伤势过重，最终不治身亡，时年42岁，留下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孩子出生才5个月。
消息传到华北军区，震动了所有人。
这起枪杀案性质极其严重：沙飞是师级干部，在医院公然杀人；被害人是日本籍医生，案件涉及国际影响；当时有大批日本医护人员留在中国工作，此案对他们造成巨大心理冲击。
华北军区政治部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医院组织专家对沙飞进行检查，结论是"神经健全"。专案组审查了沙飞的病历，证实津泽胜的治疗完全合理，沙飞的所有指控都是臆想。
1950年2月1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作出判决：沙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开除党籍和军籍。
处理请示最终送到聂荣臻的办公桌上。看着这份判决书，这位戎马一生的将领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沙飞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摄影师，是《晋察冀画报》的创办者，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奠基人。那些记录抗战历史的珍贵照片，大多出自沙飞之手。
聂荣臻也清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沙飞杀人是事实，必须依法处理。
新中国刚刚成立，军纪法纪必须严明。津泽胜的死需要一个公正的交代，医院里的日本医护人员需要稳定，国际影响也必须考虑。
最终，聂荣臻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签完字后，他沉默良久，对工作人员说出了那句话："虽然他犯了法，但还是要好好照顾他。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他快要走了，我记得他一直喜欢吃鱼，去市场上挑些新鲜的鱼回来，给他点鱼吃……千万别让他饿着走。"
几天后，那盘特意准备的清蒸鲈鱼被送到沙飞面前。当沙飞看到这盘鱼时，眼眶渐渐湿润。他明白这是聂司令特意安排的，多年的战友情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化作了这顿简单的饭菜。
然而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三十六年后，一份医学鉴定书将彻底改写这个案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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