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5年存款112万”的上海外卖骑手张学强登上热搜，舆论遭遇“反转”：初期被作为励志典型，随后有网友开始质疑骑手收入真实性。
此类事件并非孤例。在2024年初，另一位上海骑手陈思“3年赚102万”也曾引起争议。舆论的焦点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跑外卖一年赚二三十万是否可能？当“百万存款”骑手群体成为“流量密码”甚至有残疾人通过成为骑手来引起关注，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炒作式营销？专家表示，内容平台与舆论应理性引导，避免对这一职业的“标签化”解读，真正看见劳动者真实、多元的生存图景。
记者调查：“存款百万”的外卖骑手并不稀有
跑外卖一年赚二三十万是否可能？外卖平台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高频跑单熟练骑手平均月收入达1.3万元。此外，据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2025 年骑手职业工作实态和公众认知调研》（下称《报告》），高频众包骑手时薪为39.1元。按一天最多跑单12小时计算，在全月不休息的情况下，骑手每月收入最高也可达1.4万元。以此推算，一位技能和跑单量在平均水平的一线城市高频骑手，年收入的合理区间在15-17万元，扣除日常生活费用和休息时间，工作7-8年后存款超过100万元完全可能，个别顶尖骑手用5年实现这一目标，也并非不可能。
记者在上海街头随机采访骑手，一些全职骑手表示“5年存款112万”数字虽高，但并不稀有。在静安寺一带跑单8年的范师傅说：“（张学强和陈思）他们的收入一定有特殊性，比如，2022年跑单的人少、需求多，出现过‘每天过百单、收入过千’的情况，还比如，加上今年夏天平台补贴多，月收入2-3万也比较常见。”但他也补充道，今年开始现在主流外卖平台都有防疲劳机制，比如有单时间超过12小时就要强制下线，未来通过“熬时间”换取高收入已不太现实。
其实，只要认真算一笔账，“百万单王”实际上并非如公众想象的罕有。类似话题屡次引起激烈争论，背后还是公众对骑手真实收入缺乏正确认知，也与近年来骑手这一新就业群体的高关注度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高关注度也反过来影响着骑手群体本身，有骑手开始利用自身职业这一“流量密码”吸引眼球。张学强此前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这次“走红”前自己已经给几家媒体投过稿。“最早是受到浙江一个骑手存款百万的报道启发，发现高收入的‘单王’在网上有流量，我觉得自己也有火的潜力，希望提升知名度，为日后开店做准备。”张学强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也透露，入行前曾经开过一家早餐店，创业失败后转而跑单，未来计划用存款再尝试开早餐店。
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发现，另一位“单王”陈思“3年赚102万”的故事最早也是来自与某电动车品牌合作拍摄的多条视频，在这些视频中，陈思作为该品牌的“代言人”出镜。
此外，一些自媒体通过经营“骑手人设”来吸引流量也并不鲜见。就在12月，贵州遵义的“无腿骑手”高龙友送外卖引起广泛关注，但随即被质疑摆拍。当地的外卖平台城市经理透露，高龙友曾与多人一同到配送站点，希望借用骑手工服用于拍摄视频，但被站点婉拒。数据显示，高龙友注册23天以来跑了21单，送外卖更多是服务于拍摄，此前其短视频账号也曾发布过体验装修工、送水工等多种职业的内容。
不难看出，骑手这一职业身份已经成为一些从业者和行外人“流量变现”的手段。舆论打在骑手身上的聚光灯，以及内容平台的流量分配算法，正在潜移默化改变着部分劳动者的价值取向。
专家建议：内容平台应遏制炒作营销骑手行为
当骑手群体成为流量“香饽饽”，个别自媒体和机构也对这一职业动了歪心思，通过夸大或捏造骑手苦情戏码博取流量。今年3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发布消息，昆明一家MCN机构聘请演员冒充骑手，摆拍多条“骑手被侮辱殴打”视频，被有关部门警告并责令下架内容，涉骑手谣言背后的黑灰内容产业链开始浮出水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灵活就业类谣言传播机制与治理路径研究》显示，大量涉及外卖骑手的热点谣言背后，均有内容制作、分发营销和变现服务的成熟化组织在进行运作。
在内容平台上，一方面是个别骑手和自媒体等热衷于制造高收入“人设”来吸引眼球，另一方面是屡禁不止的自媒体摆拍骑手卖惨视频，这些都无形中助推形成公众对骑手职业的偏见。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哲今年走访了上海、浙江、河北等多地骑手，并面向骑手和公众发放两万多份调研问卷，他表示，骑手的工作状态和真实需求与公众认知间存在较大差异，骑手内部的职业动机、收入结构和发展预期更加多样，但部分公众往往以较为单一、固化的视角理解这一群体。其中最常见的认知误区是将骑手作为“底层”劳动者看待，而实际上骑手对不少劳动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袁哲及其团队的调研数据显示，近一半骑手表示在工作生活中遭遇到歧视，但只有两成受访公众认为社会对骑手存在歧视。袁哲表示，公众可能存在对骑手“苦情”形象的“凝视”，这与“歧视”很多时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进而在无意识层面加深了公众对骑手的刻板认知。
袁哲认为，失实骑手内容的传播具有多重成因，其中既包括内容平台的传播和流量分配机制，也包括部分个体在流量环境引导下的自我表达选择，以及个别媒体对极端或猎奇题材的放大呈现。他强调，不应该对骑手个体行为的展开价值评判，而是应该深度探讨激励机制和舆论结构。
“情绪化、极端化内容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一些平台基于兴趣推荐的算法机制在客观上可能强化了这种内容取向。”袁哲表示，公众对骑手的关注最初往往源于善意，但当相关内容在网络上被持续简化和放大，容易使社会认知逐渐偏离现实，遮蔽骑手群体的真实多样性，反而不利于其社会形象的长期改善，进而影响劳动者应有的职业尊严。
袁哲建议，内容平台应加强对失实信息和过度炒作的治理，引导更为全面、理性的公共讨论，推动社会对骑手群体形成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解。
对于如何遏制涉骑手的炒作和谣言，不少专家也认为，内容平台是治理此类乱象的第一“守门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此前在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就指出，应压实内容平台谣言治理的“守门人”责任。从法律层面看，网络谣言等意识形态类“产品”，非用户主动选择和搜索，而是以内容平台主动推送为主，平台应该尽到审核义务和保证推送内容的真实性，此类内容如果出现虚假信息，不应该再适配“避风港原则”，相关内容平台应严格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斩断虚假内容制造的源头，从止谣、辟谣、治谣三个维度，系统化建设网络谣言防治体系，做好网络谣言治理的“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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