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聂荣臻回忆录》《沙飞摄影全集》《晋察冀画报史料》等相关文献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0年3月4日清晨，石家庄郊外的荒地上，寒风呼啸。
一名身穿新军装的中年男子被押解至此，军装上没有领章帽徽。
他神态自若，步履坚定，左手习惯性地按了按胸前的衣兜，那里藏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是他用蜡纸层层包裹的宝贝——14张鲁迅照片的底片。
两名持枪军人立正，向他敬了最后一个军礼，枪声响起，这个38岁的男人倒在了黄土地上。
行刑的军人走上前，轻轻将他翻转过来，用纱布擦去脸上的血迹与黄土，正了正军帽，整了整军服。
随后，一辆马车驶来，车上载着一口新棺材，棺内铺着绿色军毯。
这个男人名叫沙飞，原名司徒传，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创办人，华北军区正师级干部。
下达处决命令的，正是他曾经最敬重的聂荣臻元帅。
就在行刑前一天，聂荣臻签署完判决书后，沉默良久，突然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里饱含着无奈、痛心与不舍，那句话至今仍让人动容。
从战地摄影师到阶下囚，从聂荣臻最器重的部下到被枪决的罪犯，沙飞的人生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令人唏嘘的真相。
【一】那个为鲁迅拍照的广东青年
1912年5月5日，广东开平一个药商家庭迎来了一个男婴，取名司徒传。
这个孩子从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敏感、热情、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父亲司徒伟是位开明的商人，经常向子女灌输爱国思想，在广州这个民主革命的摇篮里，少年司徒传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
那个年代的广州，正经历着思想的巨变。五四运动的余波还在激荡，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席卷而来。
司徒传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这些作品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抗与自由的种子。
14岁那年，司徒传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毕业，彼时正值北伐战争，这个少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笔从戎。
他加入北伐军，成为一名电台报务员。
从广州到上海，从宁波到济南，再到北京，5年的军旅生涯让这个广东少年见识了大半个中国。
他看到了军阀混战下民不聊生的景象，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的横行霸道，也看到了普通百姓在苦难中的挣扎。
北伐胜利后，司徒传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驻扎了3年。这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电台工作虽然稳定，可他总觉得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1932年，20岁的司徒传调到汕头电台担任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在那个年代称得上是高收入了。
工作之余，他喜欢泡在图书馆里，把能买到的鲁迅著作全看了个遍。
他对同事说，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发出呐喊。
他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电台，司徒传结识了同事王辉。两个年轻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很快相知相恋，组成了家庭。
婚后不久，司徒传为蜜月旅行购买了一台照相机，本来只是想留下些纪念，没想到这台相机却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起初，司徒传只是拍摄家人和朋友，可慢慢地，他的镜头转向了社会底层。
汕头虽然是个商埠，可在日本侵略势力的笼罩下，百姓生活艰难。
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
这些照片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也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苦难。
他的朋友李桦、张望喜欢木刻，与鲁迅有联系。通过他们，司徒传了解到，摄影可以成为唤醒民众的武器。
他读到了鲁迅介绍的外国摄影作品，看到了那些震撼人心的纪实照片，心中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用相机记录历史，记录时代，用镜头展现社会和国家的真实面貌。
1936年初，司徒传看到西方杂志关于奥匈帝国菲迪南大公遇刺的图片报道，深受触动。
他决定以报道摄影为终生事业，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王辉对丈夫搞摄影很支持，经常从家里拿钱让他去买更好的器材。
为了冲洗放大照片，司徒传专门在家里搞了个暗房，王辉经常帮他冲印，是他作品的第一个观众。
可当司徒传提出要辞去工作，专门搞摄影时，王辉坚决反对了。
她认为电台工作是正当职业，摄影只能是业余爱好，不能以此谋生。
她对丈夫说，你可以不管我，不管两个孩子，可你的父母、你的弟妹总要管吧。
司徒传的父母也不赞成他专门搞摄影，觉得这不是正经营生。
可司徒传心意已决，他觉得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自己应该用手中的相机为民族做点什么。
1936年8月，他不顾家人反对，向电台请假，只身前往上海。
离开汕头那天，王辉送他到码头，两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长达8年的分离。
1936年9月，司徒传来到上海，加入了上海黑白影社。
10月，他听说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鲁迅先生会去参观。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见到自己的精神导师。
10月8日，经朋友青年木刻家黄新波介绍，司徒传进入展会，一直等到最后一日，终于见到了鲁迅先生。
当时鲁迅已经病重，脸色苍白，可依然坚持来参加展览，与青年木刻家们畅谈。
司徒传举起相机，拍下了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
照片中，鲁迅坐在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等青年木刻家中间，神态安详而坚定。
仅仅11天后，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因肺结核病逝世，终年55岁。
噩耗传来，整个中国都震惊了。司徒传得知消息后，立即带着相机赶往鲁迅寓所。
他在鲁迅遗体前深鞠三躬，然后用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这些照片发表在《良友》《时代》等刊物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司徒传第一次使用了"沙飞"这个笔名——飞向自由的沙子。这个名字，承载了他对自由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
鲁迅的逝世对沙飞触动极深。
他把这14张底片视为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用蜡纸层层包裹，装在一个小铁盒里，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
鲁迅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也成为了他一生追随的目标。
1936年12月，沙飞回到广州，靠借钱举办了自己的首个影展。
1937年6月，他又在桂林举办了第二次影展，作品主题都是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呼吁抗日救亡。
这些影展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让沙飞的名字开始在摄影界传播开来。
【二】从战地摄影师到画报社主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沙飞刚刚在桂林成功举办了影展，听到消息后立即做出决定——北上，到抗日前线去。
他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只身奔赴华北。
8月底，沙飞到达山西省会太原，在李公朴成立的全民通讯社担任摄影记者。
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沙飞作为记者，赶往前线采访。
在采访中，沙飞第一次见到了时任115师政治委员的聂荣臻。
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星期，沙飞拍摄了大量反映八路军英勇作战的照片。
他深入了解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也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
聂荣臻很快发现了沙飞的摄影才华和坚定的理想。
八路军迫切需要有经验的摄影记者，用照片向全国和全世界展示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
采访结束后，沙飞主动找到聂荣臻，提出想成为八路军的专职新闻摄影记者。
聂荣臻当即同意，还送给沙飞一台自己珍藏的"韦尔脱"相机。
聂荣臻笑着说，南方人到北方来，北方风沙大，漫天飞舞，不怕风沙迷眼吗?
沙飞当即回答，为了抗日，什么都不怕。这台相机后来陪伴沙飞走过了整个抗战岁月，拍摄出无数经典照片。
1937年10月，在河北阜平，经聂荣臻批准，沙飞正式加入八路军，由司徒传正式改名为沙飞，成为共产党部队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
12月，他到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任副主任。
聂荣臻将沙飞介绍给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
杨成武对沙飞的到来非常欢迎，告诉他，到部队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学会骑马，因为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要不停地运动。
沙飞是个南方文人，从未骑过马。起初一上马就摔下来，可他从不放弃，凭着顽强的毅力反复练习。
杨成武派了个警卫员保护着他，可沙飞坚持要自己学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他终于掌握了这项技能，可以随部队驰骋疆场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沙飞跟着杨成武采访拍摄。
他拍摄了《沙原铁骑》，记录下八路军铁骑冲破平型关、长驱出击的壮观场面；他拍摄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展现了八路军战士在古长城上打击侵略者的英姿；他拍摄了《收复紫荆关》，定格了战士们胜利的瞬间。
这些照片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也展现了中国军队的抗战决心。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员。
他用照相机拍摄八路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日寇暴行的证据，拍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
他的镜头记录下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画面，也记录下了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壮历史。
1938年5月，沙飞因身体不适住进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
长期的战地采访，加上北方的气候，让这个广东人的身体吃不消了。
6月的一天，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与正在休养的沙飞相遇。
两人都是摄影爱好者，很快就成为挚友。
白求恩很欣赏沙飞的照片，希望从他那里学到照片冲洗技术，沙飞的英文不错，两人交流起来毫无障碍，结下了深厚友情。
沙飞为白求恩拍摄了大量照片。
《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记录了白求恩全神贯注救治伤员的感人瞬间；《白求恩与聂荣臻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采访》定格了两位国际主义战士的交流；《在山西五台县，白求恩与自卫队员在一起》展现了白求恩与中国军民的友谊。
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白求恩的工作，也捕捉到了他自由不羁的性格。
1939年春节，沙飞在蛟潭庄街头举办照片展，白求恩专程来捧场。
两个人一起探讨摄影技术，交流对战争与人性的思考。那是沙飞最快乐的日子之一，可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太久。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因手术感染不幸去世。
沙飞闻讯连夜赶来告别，在悲伤中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白求恩在写给聂荣臻的遗书中特别交代：相机给沙飞。
沙飞用白求恩遗赠的这台莱丁娜相机，继续记录着抗日战争的历史。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设立新闻摄影科，这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中第一个正式机构，沙飞任科长。
这个科规模不大，可承担的任务却很重——用照片记录根据地的建设，宣传八路军的抗战事迹，向全国和全世界展示敌后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同月，沙飞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冀西平山蛟潭庄举办了第一次新闻照片展览。
来参观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十分热闹。
老百姓大多没见过照片，看到墙上那些真实的战斗场面、生产场景，都感到非常新奇和震撼。
这次展览让沙飞深受启发。他一直有个想法——创办一本画报。
单靠展览，受众有限，传播范围也窄。如果能出版画报，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照片，让抗战的真实情况传播得更广。
沙飞把这个想法向聂荣臻汇报。当时晋察冀边区条件极其艰苦，八路军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办画报谈何容易。
可聂荣臻认同沙飞的想法，决定支持他办画报。有了司令员的支持，沙飞干劲十足，开始了艰苦的筹备工作。
办画报最大的难题是印刷。当时根据地没有现代化的印刷设备，沙飞他们只能从零开始，自己研究照相制版技术。
1941年4月，经过前期艰苦的试验，照相制版终于成功。
《抗敌三日刊》第四版在4月14日正式刊登了试验成功的第一幅新闻照片，上边特别注明"铜版插图"字样，这是晋察冀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
有了印刷技术，画报的筹备工作加快了进程。1942年，聂荣臻正式批准成立《晋察冀画报》社，社部设在平山县碾盘沟村。
报社共120余人，沙飞任主任，罗光达、石少华先后任副主任，赵烈任指导员。
社部下设编辑科、摄影科、材料供应科、秘书室、印刷厂，其中摄影科规模最大，有30多人。
【三】那些永恒的镜头
194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21周年的当天，画报社工人装订了第一本创刊号画报，向党献礼。
7月7日，《晋察冀画报》正式创刊，这一天是全面抗战爆发5周年纪念日。
聂荣臻为创刊号亲笔题词：五年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
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寇强盗。
创刊号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印了1000本，刊登150多幅照片。
封面是彩色套版的八路军挺进长城照片，封底是铁骑兵照片，都是沙飞的作品。
首期画报全面反映了晋察冀边区抗战5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成就，包括八路军收复涞源、蔚县、喜峰口、平型关、紫荆关等城镇要隘，黄土岭战斗、大龙华战斗、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重大战役。
边区子弟兵的战斗生活，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群众支前、青年参军的场面，军民鱼水情深，边区生产运动和民主政权建设，还有对日寇暴行的控诉，八路军优待俘虏，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白求恩在边区的生活，以及聂荣臻和被营救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贵镜头。
创办画报的过程异常艰苦。
沙飞的学生张进学回忆，1942年初，发现第一期画报照片不够，从1月至5月，他陪沙飞去阜平、曲阳、行唐、灵寿进行采访。
当年5月到7月，张进学与沙飞一起编辑第一期画报。
当时没有暗房，放大照片需要利用日光，天很热，曝光有时一张要一个小时，满头大汗，一天只能放大三四张。
沙飞是广东人，不怕热，可他体质不好，失眠很厉害，往往夜很深才睡觉。
他有胃病，肺也不好，可画报社很多事都是他张罗，什么都管，身体越来越不行。
有一次回来路上，患有肺结核的沙飞吐血了，他躺在床上还在写采访文章《滚滚的滹沱河》。
碾盘沟村的几处平房，就是画报社人当时工作生活的地方。当时边区粮食紧缺，包括沙飞在内的很多人饿得身体都浮肿了。
画报社成员既是摄影师，也是战士，上前线时他们同时带着枪和照相机，在战火中摸索、学习摄影。
每次去前线拍摄之前，他们会换上新鞋，这个举动意义重大——做好了回不来的打算。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沙飞在正太铁路井陉煤矿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两个日本孩子。
他们的父母都在战争中丧命，成了孤儿。聂荣臻得知后，决定收养这两个孩子，像父亲一样照料他们。
在将孩子送回日本之前，沙飞抓住时机，拍下了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美穗子手拉手的珍贵照片。
照片中，聂荣臻慈祥地看着小女孩，小女孩信任地拉着他的手，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12月，画报社接到日军扫荡的情报，战士们立刻组织转移底片。这些底片是画报社最珍贵的财富，也是沙飞的生命。
沙飞制定了严格的底片管理制度，要求"人在底片在"，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大批珍贵的历史影像才得以保存下来。
八年抗战，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根据地的战地摄影工作中，牺牲的摄影战士有宋平安、董辉、吴亚夫、刘殿奎、李乃、荣启明、韩彬生、何学博、席相波、刘土珍等十多人。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一批经久不衰的红色影像。
沙飞始终把那个装有鲁迅照片底片的小铁盒贴身携带，有时放在上衣左口袋，有时放在皮包里。
铁盒磨损得很厉害，可他从不离身。
盒子里除了鲁迅照片底片，还有晋察冀参议员证书、八路军总部委任他为全军特派记者的委任状、妻子王辉的信，以及一些重要资料。
这个小铁盒，承载着沙飞的信仰、理想与情感，是他精神世界的寄托。
【四】战争在身体里留下的伤痕
八年抗战，沙飞拍摄了无数战争场面。他见证了日军的残暴，见证了同胞的苦难，见证了无数生离死别。
那些画面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1948年5月，36岁的沙飞积劳成疾，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疗养。
长期的劳累、营养不良，加上肺结核的折磨，他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严重的是，战争给他心理留下的创伤开始显现。
医院里有不少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这些人大多是战后留在中国的友好人士，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
可沙飞看到他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日军屠杀中国百姓的场景，浮现出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
他开始对身边的日本医护人员产生怀疑，觉得他们可能是日本特务，要用化学药物、细菌来谋害他。
他多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要来害我。这种想法在他脑海中越来越强烈，无法消除。
1949年底，沙飞的妻子王辉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她找了领导，希望把沙飞转到北京医治。可还没来得及办理转院，悲剧就发生了。
为沙飞主要诊治工作的，是和平医院的日籍主任医师津泽胜。
津泽胜是一位医术精湛、对中国友好的医生，战后主动留在中国，为解放军伤病员治疗。可在沙飞眼中，津泽胜的每一个举动都充满了恶意。
沙飞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他更加坚信津泽胜在暗中下毒。
他反复向人控诉，说津泽胜是日本特务，要用化学药物害他，就像当年害死鲁迅一样。
可医院检查认为沙飞神经健全，没有发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1949年12月15日，那是一个普通的冬日。津泽胜像往常一样来查房，刚走进病房，沙飞突然从警卫员腰间夺过手枪，对着津泽胜连开两枪。
第一枪擦肩而过，第二枪击中了头部。津泽胜当场倒地，抢救无效死亡。
沙飞被华北军区立即逮捕，关押在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军法处。他对着认识的朋友说：我打死日本鬼子了。
随后，他不但没有忏悔，反而写下《血的控诉》等多份材料，控告津泽胜企图用化学药物、细菌谋害他。
消息传到聂荣臻那里，这位一向温和的元帅震惊了。
他立即提出：沙飞精神是否正常?可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医院的检查结论是沙飞神经健全。
更复杂的是，医院中的日本医护人员集体向上级施压，要求严惩凶手。
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决定开除沙飞党籍。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以"蓄意谋害"罪判处沙飞死刑。
判决书送到聂荣臻面前时，他的手在颤抖。
眼前这个人，曾经是他最器重的战地摄影师，是跟他一起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战友，是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开拓者。
聂荣臻拿起笔，笔尖在判决书上停留了很久。
他想起了平型关大捷后初识沙飞时的情景，想起了沙飞拍摄的那些珍贵照片，想起了画报社创刊时的喜悦……可如今，他却要亲手签下这个战友的死刑令。
签完字后，聂荣臻沉默了很久，突然抬起头，眼眶微红地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里饱含着痛惜、无奈与不舍，那句话传出后，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当张致祥军法处长向沙飞宣读判决书时，沙飞沉默良久，最后只是请求看一下判决书上的签字。
当他看到聂荣臻的签名时，眼泪夺眶而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不过是打死了一个日本特务，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看守人员对沙飞进行搜查，从他贴身的衬衫兜中发现了那个用蜡纸层层包裹的小铁盒，里面放着鲁迅遗像的底片。
看守要拿走，沙飞死死捂住衣兜，大吼道：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
1950年3月3日夜晚，沙飞在囚室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一夜。他把胡子刮了，把新衣服穿上。
翌日清晨，石家庄郊外的荒地上，枪声响起时，那个小铁盒还紧紧贴在沙飞的胸口。
正当人们以为这桩悲剧就此落幕时，一份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签署的内部文件却在数日后送到了沙飞妻子王辉手中，文件中记载的三条决定，让所有知情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