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李建国，一个土生土长的、生活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边贸小老板。
那年，我三十二岁，刚刚离异。
前妻嫌我穷，没本事，给不了她想要的大城市生活，跟着一个南方的老板，跑了。
我一度，对生活，对女人，都失去了信心。
直到二零一六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我去朝鲜那边，做一批药材生意。
在口岸的检查站，我遇到了十六岁的金贞熙。
她就是我后来的媳妇，金珍。
当时，她还是一名正在服役的朝鲜女兵，负责在检查站执勤。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厚重的军大衣，手里抱着一把比她人还高的钢枪，站在凛冽的寒风里，站得笔直，像一棵扎根在边境线上的、倔强的白杨树。
她的眼神，凌厉，警惕，像一只随时准备战斗的猎鹰。
那天的风雪很大，我不小心，把口袋里的一颗大白兔奶糖，掉在了地上。
我正准备弯腰去捡，她却比我更快一步。
她用戴着厚手套的手，捡起了那颗糖，然后，用她那双凌厉的眼睛，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我以为，她要没收这颗“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
可没想到，她只是趁着别人不注意，快步走到我身边，悄悄地，把那颗糖，又塞回了我的口袋里。
做完这个动作，她又立刻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站得笔直。
我看到，她那被冻得通红的耳根，似乎，更红了。
那一刻，我看着她那故作冷漠的侧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也是在那一刻，我注意到了她那只没有戴手套的、握着钢枪的右手手背上，有一道很深，很长的旧伤疤。
像一条丑陋的蜈蚣，盘踞在她那本该白皙细腻的皮肤上。
从那以后，我每次过境，去做生意，都会下意识地，去寻找那个身影。
很多时候，我都能遇到她。
她还是那样，穿着那身宽大的军大衣，站得笔直，眼神凌厉。
我开始，会偷偷地，给她带一些我们这边的小零食。
有时候，是一块巧克力。
有时候，是一根火腿肠。
有时候，是一瓶她从未喝过的可口可乐。
我不敢直接给她，就每次都趁着她不注意，悄悄地，放在她执勤岗位的窗台上。
她每次，都会假装没看见。
但等我第二天再经过时，那些东西，就都不见了。
一来二去，我们就这么，用这种最原始，也最笨拙的方式，熟悉了起来。
我从一个和她一起执勤的、会说几句中国话的老兵那里，打听到了她的身世。
她家境贫寒，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
母亲身体不好，常年体弱多病。
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弟弟，正在上学。
她是家里的长女，也是唯一的希望。
十六岁那年，她为了能让家里减轻负担，也为了能给弟弟挣一个更好的前程，才选择了参军。
听完她的故事，我看着那个在寒风中，依旧站得笔直的、瘦弱的背影，心里，更是充满了无尽的怜惜。
两年后，她退伍了。
经人介绍，我托了很多人，花了很多心思，才再次联系上她。
我正式地，向她，求了婚。
我告诉她，我不在乎她的国籍，不在乎她的家境。
我只知道，从我第一眼见到她开始，这个倔强、善良、外冷内热的姑娘，就已经住进了我的心里。
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跟我回中国，过日子。
她看着我，没有哭，也没有笑。
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婚礼，办得极为简单。
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婚礼。
我只是，把她带回了我在延边的家。
她没有一件像样的嫁妆，所有的行李，就只有一个她当兵时用的、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挎包。
挎包里，也只装着两样东西。
一张已经泛黄的、她们一家人的全家福照片。
和一枚她父亲生前留下的、已经生了锈的旧军功章。
领结婚证的那天，她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金珍。
她说，她希望，我们的感情，能像金子一样，真挚，永恒。
那天，她依旧没有笑。
只是在我给她戴上那枚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的金戒指时，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郑重地说道：
“建国，我会对你好的。”
金珍嫁给我之后，把我的生活，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家，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
她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当兵时留下的习惯。
比如，每天早上五点，她都会准时起床，不用闹钟，比我们家那只打鸣的老公鸡还要准时。
她会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她会把我换下来的所有衣服，都叠成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块”，码放在衣柜里。
她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我们家里的剩饭剩菜，她从来不舍得倒掉。
总是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全部吃完。
我心疼她，不想让她这么辛苦。
我给她买了很多新衣服，新鞋子。
可她每次，都只是嘴上高兴，却从来不穿。
她说：“建国，别浪费那个钱了，这些衣服太好了，穿着干活不方便。我以前那些，能穿就行。”
她对自己，节俭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我有时候，都觉得她像个苦行僧。
唯一一次，我看到她哭，是在一个深夜。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
她手里，正抱着那个她从朝鲜带来的、已经泛黄的全家福照片，望着窗外，北方家的方向，一个人，在默默地发呆，流眼泪。
我没有走过去打扰她。
我只是悄悄地，退回了房间，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知道，她想家了。
八年了。
从她嫁给我那天起，她就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娘家。
不是她不想回。
是我知道，她舍不得。
她舍不得那来来回回的路费，舍不得那些繁琐的手续费。
她总觉得，那些钱，花在路上，太不值当了。
有一次，我背着她，托我在朝鲜做生意的朋友，给她母亲，汇过去了一笔钱，不多，也就三千块。
可她知道后，竟然第一次，跟我急了眼，跟我大吵了一架。
她红着眼睛，对我说：
“李建国，我嫁给你，不是为了你的钱！”
“你这样做，是看不起我，也是看不起我的家人！”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背着她，做任何事。
二零二四年，年初。
边境的政策，有所松动。
去朝鲜探亲的手续，比以前，要简便了许多。
我心里，那个压抑了多年的念头，又一次，强烈地冒了出来。
今年，无论如何，我都要让金珍，回一趟娘家。
风风光光地，回去。
我瞒着她，开始了我自己的“秘密计划”。
我托了所有的关系，花了不少钱，帮她把所有的探亲手续，都提前办了下来。
我还把我这几年做生意攒下的，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
整整五万块钱。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盖着红章的探亲批准文件，和那五万块钱的现金，一起，放在了她的面前。
“珍，你看，这是什么？”
她拿起那张纸，看着上面那熟悉的文字，和那个清晰的印章，整个人，都愣住了，足足愣了有十分钟。
她的反应，不是我想象中的高兴和激动。
而是一种……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慌张和抗拒。
“我……我还没准备好……”
她看着我，眼神躲闪，声音，都在发抖。
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
她不是不想回去。
她是，害怕回去。
她害怕，看到八年未见的母亲，早已变得白发苍生。
她害怕，那个记忆中还跟在她屁股后面的弟弟，已经长大成人，不认识她这个姐姐了。
她更害怕，那个她魂牵梦萦了八年的家，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
我走上前，抱住她。
“珍，别怕。”
“有我呢。”
“只是回去看看，看看咱妈，看看弟弟。给他们，报个平安。”
在我的再三劝说下，她终于，同意了。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她几乎一夜没睡。
她把我给她买的，那些她从来都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新鞋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全都拿了出来。
她把那些东西，在那个小小的行李箱里，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反复了七八次，总觉得，带得不够多。
临睡前，她还做出了一个让我有些意外的举动。
她把我去年送给她的，那条她一直宝贝得不得了的金项链，从脖子上摘了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锁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太招摇了，戴着这个回去，不好。”
我知道金珍的性格。
她倔强，要强，自尊心比天还高。
我直接给钱，她肯定一分钱都不会要。
于是，那天晚上，等她睡着了之后。
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了那个我早就准备好的，装有五万块现金的信封。
我把那五万块钱，分成了好几份。
我拿出两万，悄悄地，塞进了她那个旧行李箱最里面的夹层里。
我又拿出一万，找来针线，笨手笨脚地，缝在了她准备带回去的那件厚棉衣的内衬里。
为了缝这个，我还扎了好几次手。
我又拿出一万，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她给母亲买的那个昂贵的药盒底下。
最后剩下的一万，我把它，全都换成了十块、二十块的小面额，然后，塞进了她行李箱里，每一个衣服的口袋里，每一个角落里。
我心想：这样一来，你总会发现的吧？
就算你想还给我，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一早，我开着我那辆新买的二手五菱宏光，送她去丹东的口岸。
临过境前，她紧紧地抱着我，久久不愿松手。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最后，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里面，有愧疚，有不舍，还有一种……一种我看不懂的，决绝的东西。
她说：“建国，等我回来。”
我笑着，点了点头。
金珍申请的探亲时间，是十五天。
她走后的那十五天，我感觉，自己像是丢了魂一样。
我每天，都魂不守舍，坐立不安。
脑子里，会不受控制地，涌上各种各样不好的念头。
我担心，她在那边，会不会受欺负。
我担心，她的家人，会不会扣着她，不让她再回来了。
我也担心，那五万块钱，她到底，有没有发现？
到了第七天，我终于，收到了她托人从那边，带过来的口信。
口信，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
上面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一切都好。”
可我看着那四个字，心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这太短了，也太官方了。
一点，都不像她平时的风格。
我开始胡思乱想。
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还是说，她在那边，遇到了什么麻烦，不方便跟我说？
接下来的几天，我更是度日如年。
到了第十四天的夜里，我彻底失眠了。
我把她留在家里的，那个她当兵时用的旧军挎包，翻了出来。
我想闻闻上面，那熟悉的、属于她的味道。
我打开挎包，看到了那张她一直视若珍宝的全家福照片。
照片上，她和她的母亲，弟弟，依偎在一起。
她弟弟的脸上，挂着灿烂的，无忧无虑的笑容。
我看着那张笑脸，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
第十五天，我去口岸接她。
我在出关口，等了很久很久。
终于，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我看到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
远远地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愣住了。
她比走的时候，瘦了整整一大圈，整个人，都快瘦成了一道闪电。
她的眼眶，是红的，也是肿的，像是刚刚，大哭过一场。
最让我感到心惊的是，她走路的姿势，一瘸一拐的，似乎，是腿受了伤。
我再也顾不上其他，冲了上去，想要抱住她。
她却在我靠近的瞬间，下意识地，躲开了。
她看着我，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
她只说了一句：“建国，我们回家再说。”
一路上，她一言不发。
她只是，死死地，抱着那个看起来比走的时候，还要鼓囊的行李箱，不让我碰一下。
我心里，发毛到了极点。
她到底怎么了？
在那边，到底出什么事了？
回到家，我妈看到她回来，高兴得不行，拉着她，就要去厨房吃饭。
她却摇了摇头。
她把我妈，和我，都叫到了客厅。
她把客厅的门，反锁上了。
然后，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
她对我说：“建国，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
说着，她就把那个她一路都死死抱着的行李箱，放在了我的面前。
她蹲下身，拉开了拉链。
行李箱，打开了。
然后，她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了出来。
当我看清楚里面的东西时，我的血压，瞬间就飙了上来！
头皮，也一阵阵地发麻！
最上面，是我偷偷塞给她的那五万块钱。
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一分，都没有动。
可是在那五万块钱的下面，压着的那些东西，却让我瞬间，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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