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退了，钱能退回小凤卡里。”阿姨把房卡往前台一拍，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商量的利落。她转身就往住院部走，背影瘦得像一根被夜风吹歪的竹竿，鞋底蹭着地板，发出拖泥带水的声音——那是连续三晚没脱鞋睡觉的倦意。
重庆六月的闷热被医院玻璃门隔成两半，门里冷气像冰针，门外热浪像蒸笼。阿姨夹在中间，只图离儿子亚东的病房近一点，再近一点。护士站后头的长椅是她的“床位”，卷起的羽绒服当枕头，塑料袋里装牙刷和饭盒，这就是全部家当。半夜两点，保洁推着消毒水路过，她下意识把脚缩进椅子底下，像怕占公家便宜。
小凤打过来的钱，数字大得吓人：十万奖金、五万慰问、又垫十万手术费。阿姨听完，没哭，只反复问一句“利息怎么算”。她当保姆十年，主人家买菜钱都算得清清楚楚，一下子多出半年工资，她脑子里蹦出的不是“救命稻草”，而是“还不还得起”。酒店钱一晚三百多，她掰着指头算，够给儿子买五袋营养粉，够自己干半个月活。账算完，心就定了：不住。
有人劝她“别逞强”，她摇头，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不是逞强，是怕还不起。”一句话把中国式人情的底牌掀了出来：收下的不只是钱，还有往后说不出口的“欠着”。雇佣关系里，主人家多给一口饭都要陪笑半晌，如今一叠叠钞票拍过来，她怕的是日后小凤一句无心抱怨——“我当年可给你掏了几十万”——就能把她的尊严碾成渣。
更深一层的恐惧，是“因病返贫”四个字。医保报销完，账单上还剩窟窿，像张血盆大口等着吞家底。阿姨见过同村老李家，儿子白血病，城里两套房卖成镇里一间平房，老婆在食堂刷盘子刷到腰间盘突出。她不怕苦，怕的是苦得没边没沿。省一晚酒店，就是往窟窿里填一块砖，砖小，好歹是砖。
小凤最后没坚持。她让司机把阿姨的塑料袋拎回病房，里头多塞了两条厚毛巾、一瓶花露水，没再提酒店。那一刻，两人都没掉眼泪，却像完成一场无声的谈判：施与受之间，最体面的结局不是推来搡去，而是让对方保有自己的“算盘”。
第二天清晨，护工推着亚东去做检查，阿姨跟在后头，手里攥着酒店退回的三百六。她没把钱存进医院账户，而是跑去楼下超市，买了一双最便宜的折叠躺椅——起码，腰不用悬空过夜。躺椅打开时“咔哒”一声，像给这段故事按了个暂停键：不是圆满，也不是悲剧，就是一个普通人在铜墙铁壁的现实里，给自己凿出的半寸喘息。
医院广播响起，叫号声此起彼伏。阿姨把躺椅搁在走廊尽头，躺下去前，先给亚东发了条语音：“妈今天不睡椅子了，你也别怕，睁眼就能看见我。”声音轻，却带着笑，像把整夜弯曲的脊梁，悄悄掰直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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