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0日，南京国民党高层的办公桌上，赫然摆着一张让人看了都要做噩梦的照片。
照片背景是甘肃高台县凄厉的寒风，城头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这人不是一般的山贼草寇，而是当时震惊西北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这人能活到1955年，那张著名的十大元帅合影里，恐怕得重新给每个人排排座位。
这真不是在这儿瞎吹，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位“铁流后卫”的真实家底。
大伙可能不知道，董振堂死得有多惨烈。
高台那一战，根本就不叫打仗，那就是把红军的一块“心头肉”给硬生生剜掉了。
当时马家军两万多骑兵像疯狗一样围着高台城咬，而城里的红五军只有三千来人，连像样的重武器都没有。
好多人以为红五军是被瞬间冲垮的，其实根本不是，是被活活耗死的。
整整七天七夜，子弹打光了扔砖头，砖头扔完了拼刺刀，最后董振堂是在城墙上指挥的时候，被敌人蜂拥而上逼到绝境牺牲的。
这种打法，根本不是在求胜，是在求死，为了给身后的战友争取哪怕一分钟的生机。
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马家军那帮没人性的东西，不仅杀了他，还把他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头割下来挂在城楼示众，身子都被肢解了。
这一幕，成了西路军历史上最至暗的时刻，也是红军战史上最让人意难平的一页。
很多人估计会纳闷，董振堂一个保定军校的高材生，放着好好的国民党中将不做，为什么非要跑到红军里来吃糠咽菜，最后还落得个身首异处？
这事儿吧，说到底还得怪老蒋那个“小心眼”。
董振堂是河北新河人，那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毕业于保定陆军军校。
在那个年代，保定军校就是军队里的清华北大，叶挺、顾祝同这些大佬都是他的校友。
他最早是跟着冯玉祥混的，属于西北军里的绝对精锐。
可是中原大战冯玉祥输了个底掉，董振堂这支部队就被老蒋收编成了第26路军。
老蒋这人咱们都知道，那是出了名的“任人唯亲”，杂牌军在他眼里那就是后娘养的，甚至连后娘养的都不如。
1931年，老蒋把26路军调到江西剿共。
这摆明了就是个“一石二鸟”的毒计：让杂牌军和红军互殴，谁死他都高兴，反正消耗的都不是他的嫡系。
董振堂心里那个憋屈啊，眼看着兄弟们水土不服，病死一大片，军饷还被克扣，还得去打那种毫无意义的仗。
就在这会儿，他做了一个直接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决定。
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联合赵博生，带着1.7万人，在宁都起义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起义，这简直是给当时的中央红军送了一份“超级豪华大礼包”。
要知道，当时中央红军总共才3万多人，装备也就那样。
董振堂这一下子带过来1.7万受过正规训练、装备精良的职业军人，还有两万多件武器，800多箱子弹，甚至还有红军见都没见过的无线电台。
这哪里是起义，分明是给红军送来了一条命，让红军的实力原地翻了一倍！
据说当时毛主席高兴坏了，后来评价说，宁都起义是“把老虎嘴里的牙给拔出来了”。
加入了红军后，这支部队改编成了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
咱们看看那时候的配置，红一军团长是林彪，红三军团长是彭德怀，董振堂是和他们平起平坐的。
而且因为红五军团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铁流后卫”。
为什么要叫后卫？
因为长征路上，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基本都被他们包圆了。
大家熟知的湘江战役，那是红军死伤最惨重的一仗，当时就是董振堂带着红五军团在陈家背死死顶住敌人的进攻。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红五军团底下的红34师直接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最后断肠明志，那个惨烈程度，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头皮发麻。
可以说，没有董振堂在后面死扛，大部队根本走不完长征。
他这支部队，就像一道铁闸，死死挡住了后面追击的洪水猛兽。
那时候行军打仗，前锋稍微好点，能缴获点东西，后卫最惨，不仅要打仗，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全是捡前面剩下的。
但董振堂从来没抱怨过一句，这种职业军人的素养，在当时的队伍里真是独一份。
可惜的是，英雄没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长征结束后，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在这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近乎绝望的西征。
当时西路军的任务太重了，又要打通国际路线，又要建立根据地，还要面对马家军这种骑兵为主的地头蛇。
高台之战，成了董振堂的绝唱。
当时如果援军能早到一点，或者如果当时西路军的指挥能更果断一点，也许历史就会改写。
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血淋淋的教训。
据说高台城破的时候，董振堂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他从城墙上跳下来，还在和敌人肉搏。
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也没留给敌人羞辱他的机会，但这帮畜生最后还是没放过他的遗体。
咱们回过头来聊聊那个假设：如果董振堂没死，1955年大授衔他会是什么军衔？
只要稍微懂点党史军史的朋友，心里其实都有数。
首先看资历，他是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这可是主力军团，和林、彭是一个级别的。
其次看贡献，宁都起义带来的那将近两万生力军，简直是红军的救命稻草。
再看战功，长征路上的“铁流后卫”，那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威名。
虽说元帅的评定有很多政治考量，但以董振堂的资历，保底也是个大将。
甚至有人分析，考虑到他在原西北军中的影响力，以及作为起义将领的标杆作用，给个元帅衔也是完全压得住的。
毕竟，他是少有的正规军校出身、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这在当时的红军里可是稀缺资源。
但说真的，这些虚名，对于董振堂来说可能根本不重要。
他当初放着国民党中将的高官厚禄不要，把积攒的几千块大洋全部上交党费，图的就不是升官发财。
他在入党申请书里写得明白：“我当了红军，就是为了给穷人找活路。”
高台城破的那天，寒风凛冽。
董振堂最后时刻的决绝，至今想来都让人心颤。
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虽然他没有等到新中国的授衔仪式，没有穿上那身帅气的元帅服，但在老百姓和历史的心里，那座属于他的丰碑，比任何军衔都要高大。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与魅力，有些人活到了最后，成了传奇；有些人倒在了黎明前，却成了永恒。
董振堂，就是那个让人意难平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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