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体面，老北京人最讲究这个。
舒庆春先生，也就是我们都晓得的老舍先生，一辈子都在写北京人，活的就是个精气神，要的就是个体面。
可到头来，1966年8月24号那天，他一个人走到太平湖边上，坐了一整天，最后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袜子、新鞋，一步步走进那片黑漆漆的水里。
用最体面的方式，告别了一个最不体面的世界。
这事儿往回倒，倒个三十多年，谁能想到，当初那一百多封滚烫的情书，最后会凉成一块捂不热的冰。
三十年代那会儿，老舍先生还是个浑身冒着热气的文学青年，才华那是藏都藏不住。
他看上了同为旗人的才女胡絜青，那叫一个猛追。
一百多封信，从青岛寄到北京，信里头不光是“我爱你”，还规划着俩人未来的小日子，写满了文人特有的那种浪漫和憧憬。
胡絜青也是个新派女性，读过师范，会画画，可一嫁给老舍，就老老实实当起了家庭主妇。
这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家庭里，挺常见。
女人嘛，你得支持丈夫的事业。
胡絜青就是这么做的，给老舍生儿育女，操持一大家子，老舍的妈也得她伺候着。
家里穷，她就想办法省吃俭用，把日子过下去。
老舍在书房里写《骆驼祥子》的时候，她总是悄没声地端杯热茶过去，连走路都踮着脚，生怕惊扰了丈夫笔下的千军万马。
这种日子，要是能一直过下去，倒也是一桩美谈。
可老天爷不让。
抗日战争一打响，天就塌了。
老舍先生是个热血肠子，二话不说就跑到武汉、重庆，投身抗日宣传，成了“文协”的大总管。
他这一走，就把一个烂摊子扔给了胡絜青。
一个女人家，拖着三个娃，还带着个老太太，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里，那日子过得叫一个提心吊胆。
物价飞涨，粮食配给，吃上顿愁下顿。
更要命的是，跟丈夫断了联系。
信寄不出去，电报也发不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年，两年，六年，胡絜青就这么熬着。
一个女人，心里再硬，也经不住这么耗。
她心里能不犯嘀咕吗？
他到底在哪儿？
过得怎么样？
身边是不是有了别人？
战争这东西，隔开的不仅仅是山山水水，更是人心。
胡絜青在北京苦熬的时候，老舍先生在战时首都重庆，确实没闲着。
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叫赵清阁的年轻女作家。
这姑娘有才气，有胆识，跟老舍合作写剧本，夫唱妇随，配合得天衣无缝。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一个是才情四射的文艺青年，在那种炮火连天、朝不保夕的环境里，两个人因为共同的理想和才华，慢慢地就走到了一块儿。
赵清阁身上那种年轻的活力，跟胡絜青在老舍记忆里那个被柴米油盐磨得憔悴的妻子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事儿，搁现在叫婚内出轨，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情感的边界好像也变得模糊了。
他们同居了，在圈子里，这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
六年后，胡絜青终于得了信儿，变卖了家当，带着一家老小，千里迢迢，翻山越岭地去找丈夫。
她以为是苦尽甘来，哪知道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
到了重庆，老舍先生见了她们，却说房子还没收拾好，让她们先在外面旅馆住着。
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
胡絜青是个聪明人，她心里跟明镜似的，哪是房子没收拾好，分明是在“清理”另一个女人的痕迹。
那二十多天，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怕是只有她自己知道。
等她终于踏进那个“家”，屋里收拾得再干净，她也能感觉到，空气里还飘着另一个女人的味道。
那一刻，什么百封情书，什么海誓山盟，都成了笑话。
心，一下子就碎了。
事情闹开了，朋友们都来劝，最后赵清阁选择了退出，离开了重庆。
可这根刺，算是扎下了，而且扎得特别深。
事情并没有因为赵清阁的离开就此了断。
老舍先生对她，心里总觉得有亏欠。
俩人还偷偷通信，老舍还从经济上接济她。
后来老舍应邀去美国讲学，甚至还动过心思，想让赵清阁也去，这事儿都跟朋友商量了。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就像钝刀子割肉，反复折磨着胡絜青。
她不止一次发现丈夫给赵清阁汇款的单子，那种被蒙在鼓里、被背叛的感觉，让她几乎崩溃。
自己在家乡吃糠咽菜、担惊受怕的那些年，到底算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从美国回来，一家人总算团圆了。
可那道裂痕，从来就没真正愈合过。
赵清阁也一直在上海，终身未嫁。
她时常以学生的身份，在文章里、在公开场合，表达对“老师”老舍的敬仰和思念。
这种若即若离的姿态，让老舍心里始终放不下。
夫妻俩为了这事儿，不知道吵过多少回。
家，早就不是那个可以让他安心的港湾了。
这桩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家庭旧账，就等着一个机会，来一次总爆发。
1966年夏天，那个疯狂的年代来了。
8月23号，老舍先生和一群文化名人，在国子监孔庙被批斗。
拳打脚踢，人格侮辱，这对于一个靠笔杆子吃饭、爱惜羽毛胜过生命的文人来说，是多大的打击。
就在批斗现场，混乱的人群里，一个女人尖声揭发，说他跟赵清阁的婚外情，是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的铁证。
这致命一击，不是来自外人，而是戳到了他内心最隐秘、最脆弱的伤疤。
那天晚上，老舍先生拖着一身伤，一瘸一拐地回到家。
他指望家里能给点温暖，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
可是，没有。
胡絜青看着他，眼神里是一种说不出的冷漠。
或许是积怨太深，或许是吓破了胆，她只是冷冷地让他“好好反省”。
连儿子女儿，也因为害怕被牵连，没敢跟他说句贴心话。
那一刻，老舍先生应该是彻底绝望了。
外面的世界要打倒他，连家也把他往外推。
他引以为傲的事业、他曾经拥有又背叛了的爱情，在这一天，全都崩塌了。
第二天一早，他跟三岁的小孙女说：“跟爷爷说再见。”
然后就出了门。
他身上揣着一本《毛泽东诗词》，一个人默默地走到了十二里地开外的太平湖。
他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从清晨到黄昏。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许是在回顾自己这一生，那些写过的字，爱过的人，犯过的错，和这个他曾经热爱的、却又变得如此陌生的国家。
天黑透了，他站起身，整理好自己的衣裳，走向了湖心。
三十五年后，胡絜青女士去世，按照她的遗愿，与老舍先生合葬在八宝山。
他们的墓被设计成了一片湖水的形状，波浪起伏。
墓碑上，只有他们俩的名字，再无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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