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杂志
新型研究型大学快速崛起，探索破解中国高等教育同质化困局的新路径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朱弢
“这里的建筑风格与传统大学截然不同，处处体现出学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独特氛围，让人感受到浓厚的家国情怀。”近期，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在参观福耀科技大学后发出感慨。
2025年正式招生的福耀科技大学，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2025年，除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也正式成立，而由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捐资的钱塘大学正在筹建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首次招生中，上述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已比肩甚至超过部分传统“985”高校。其中，福耀科技大学在广西的最低投档分为616分，超过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985”高校；大湾区大学在广东的最低投档分为622分，与华南理工大学持平；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分数线达656分，同样超过多所“985”院校。
作为刚成立的新大学，它们凭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认可？
大湾区大学创校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曾公开表示：“我相信，未来的湾大在重点发展方向上可与相关“985”高校媲美。未来就业招考也会打破985、211这类院校限制，真正实现谁学得好、谁有本事就招谁。”大湾区大学于2025年12月6日在东莞成立，对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截至2025年6月，全国高等学校已达3167所。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此前更是明确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
为什么要建？
2025年12月18日，在“《财经》年会2026：预测与战略·年度对话暨2025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随着中国进入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传统大学教育模式面临深刻挑战。当前高等教育仍以培养应用型工程师为主要导向，但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发展亟须能够实现“从0到1”原始创新的拔尖人才。
樊建平强调，中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坚持“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着力发展新兴交叉学科，深化产学研协同，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支撑产业升级与国家战略需求。
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什么建？怎么建？对此，学术界展开了深入探讨。
2025年11月29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举办首届高等教育论坛，围绕“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现状与挑战”展开深入讨论。
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指出：“中国传统大学普遍面临治理体系改革的深水区，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凭借其机制活力，正在开展富有意义的探索，能够有效激发教师与学校的创新潜能。”
这一观点与学界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研究不谋而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兴德在其研究中也指出，目前学界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他认为，此类大学的核心在于体制机制创新，不仅包括新建高校，也应涵盖那些在科研组织、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模式突破的传统研究型大学。因此，可将学科发展、科技创新、育人机制、社会服务等领域具有显著创新形态的高校，均纳入“新型”范畴。
在实践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者们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解。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强调，新型研究型大学既是高等教育组织形态的自然演进，也是响应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产物。
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进一步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要做一些好大学还没做、不想做、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情。”他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因体制灵活、负担较轻，可扮演“轻骑兵”角色，率先展开探索。
从历史视角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早已明确。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姜虹回顾办学历程时提到，早在2012年南科大获批成立时，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已被明确写入办学使命。
成立于2012年的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最早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该校在“2025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中位列第11名，超越众多百年名校，其发展速度和模式备受国际高等教育界关注。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校长陈十一在学校成立大会上总结道：“我们通过探索新型教育形态、学科布局、培养模式、治理结构与管理体系，为学校保持活力、稳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些探索不仅关乎个别学校的发展，更承载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层期待。
“新”在何处？
“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19世纪末，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40年的埃利奥特在回答芝加哥大学创始人洛克菲勒的提问时给出了答案：“5000万美金和200年。”然而实践证明，这一预估过于保守。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仅用20多年时间和略多于5000万美金的投入，就成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如今，中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展现出快速发展的潜力。2022年，成立仅十年的南方科技大学及其数学学科双双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从而成为深圳本土首所“双一流”高校，也是这份名单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该校已明确提出发展目标：到2035年，实现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最终建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浙江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杰出教授王洪才看来，新型研究型大学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快”。在《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逻辑》一文中，王洪才指出，“快”体现在三个方面：快速产出科研成果、快速培养适应高科技发展需求的人才，以及快速响应时代变革。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大学与社会的无围墙化——即大学机制与社会机制相互贯通，而非相互隔绝；大学对社会需求的反应畅通无阻，而非受阻受限。然而，这恰恰是当前许多大学存在的突出问题。
王洪才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对传统大学封闭性组织的重大突破。具体而言，这种突破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新型研究型大学超越传统大学的组织属性；第二，传统大学的“象牙塔”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历史；第三，学科优选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战略抉择；第四，新型研究型大学遵循学术竞争逻辑。
王洪才表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不仅在于学术前沿探索，更在于引领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他认为，如果不鼓励大学教师开展学术创业活动，将面临三重困境：难以把握科技产业发展的大动脉，难以追踪科技产业前沿动态，更难以培养科技创业精英人才。因此，鼓励学术创业正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潜力和优势所在——由于其不被长期形成的传统体制机制束缚，能够在制度层面大胆创新。
在国家战略层面，“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
大湾区大学校长田刚特别强调，大湾区大学未来的管理方式与传统高校将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评价体系上可以设计得更加细分、更多元化；同时，学校在评审考核上不仅看重教学、科研，更注重产学研结合。“总体而言，相比传统高校，这些新机制在湾大这样的新学校更容易推行。”
从特征分析到实践路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已逐渐清晰。根据陈兴德的研究，新型研究型大学具备七个特征：“时间短”“高起点”“研究型”“小而精”“国际化”“高投入”“机制活”，这七个特征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画像”。
陈兴德分析指出，这七个特征体现了定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不同维度。“时间短”“小而精”是当前表现出的自然特征，可能随时间推移而淡化，但部分学校可能始终以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为榜样，保持较小规模。“高起点”“高投入”“国际化”“机制活”是动力机制，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了区别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动能。“研究型”是核心使命，新型研究型大学更聚焦国计民生的重大需求，在学科布局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陈兴德进一步表示，新型研究型大学突破了传统高校的路径依赖，展现出更强的优势：在制度层面，打破政府单一举办模式，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缓解行政与学术失衡；在管理层面，突破院系壁垒，构建扁平化架构；在评价层面，聚焦社会服务功能，将成果转化纳入评价体系，更好地契合高校办学的本质定位。
重塑评价标准
“我们的课程表，50%由龙头企业参与设计”——田刚道出了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高校的本质区别之一。以集成电路专业为例，学生第一学年就要到华为、中兴的车间完成“缺陷检测优化”实战课题，企业工程师的评分占比高达40%。有合作企业如此评价：“传统高校教‘知识’，这所大学教‘如何用知识救火’。”
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大学之间还存在哪些差异？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该校坚持学术探索与技术攻关并重，在学科布局上走“小而精”路线，不求面面俱到。过去五年，学校发表了700余篇高水平论文，包括6篇CNS顶刊，获得30多亿元科研经费，与地方和企业共建20余个实验室。
“新型研究型大学虽各有特色，但发展逻辑高度契合。”樊建平指出，“我们这类学校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原因有三：一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求旺盛；二是城市转型升级亟须人才与技术支撑；三是地方政府投入办学，期待更高效率与效益。”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则从评价体系角度阐述了新型研究型大学与传统大学的不同。他举例说，西湖大学摒弃量化指标，论文篇数、人才头衔、获奖情况等均不会成为该校学术评价的主要指标。比如对助理教授的考核只看国际小同行评价。“有人一篇文章就能留下，因为这是突破性成果；也可能有人发表20篇论文却不符合要求。”
学科选择是新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核心命题。
田刚强调，大湾区大学的学科布局必须与大湾区发展需求和地域优势相结合。“我们定位为高水平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专业设置与师资资源相匹配，师生比约3：1。湾大地处湾区，背靠多个国家级大科学装置，这是独特优势。做研究不是赶时髦，关键是如何做好选定的方向。”
陈兴德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差异化发展的必要性。他指出，虽然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创立之初有共同愿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培养拔尖人才、支撑区域经济、探索治理模式、跻身世界一流，但每所学校的资源禀赋、城市定位、产业规划各不相同，决定了发展路径必须“百花齐放”。
陈兴德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同质化。新型研究型大学恰恰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它们既要立足科学前沿，更要在与地方、企业融合中形成差异化布局，避免再次陷入‘千校一面’的窠臼。‘分类办学’不仅指学术型与职业型院校的区别，更强调同类型院校内部的错位竞争——这才是提升高等教育多样性、增强系统韧性的关键所在。”
如何吸引顶尖学者？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支持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差异化发展，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推动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这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保障。
近年来，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接连涌现。目前已有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康复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八所。从办学时间看，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作为“先行者”已有十余年历史；西湖大学、康复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已招收本科生2年-4年；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则是今年首次招生的“新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与部分传统综合性大学相比，新型研究型大学这类特色院校因定位明确、反应敏捷而更具竞争力。
2025年3月5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部长通道”上表示，将加大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创新发展相融合的生态机制。
对此，新型研究型大学正积极探索创新路径。以深圳理工大学为例，该校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度合作，共享科研资源，组建了约6000人的科研团队，年度科研经费近30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培养模式——“4+1”模式让学生每周4天学习课程，周五进入研究院、实验室实践。学生大一了解专业方向，大二自主选择导师和实验室，大三后分流到学术研究、工程技术、创新创业等不同轨道。
然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共性挑战。
田刚表示，学校选定的专业方向具有独特优势，加之学生规模不大，每位学生都能获得优质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去大实验室、科研机构、头部企业实习实践的机会会很多。”但筹建过程中最难的是招揽师资：“如何让优秀人才相信一所新学校的未来，这是最大挑战。”
师资力量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学校无一例外地面向全球引进高水平人才。福耀科技大学2025年首次招生时师生比达到6：1，实现了“超小班教学”和“一对一”指导。截至2025年3月，该校已组建302人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15位海内外院士。
田刚强调，未来五年最重要的仍是师资队伍建设。“我们不看‘帽子’，更看重学术贡献、造诣和潜力。同时，希望老师对教学有足够热情，因为教学是大学的重要任务。”
陈兴德指出，办好大学的核心要素是资金、师资和制度，其中师资队伍建设是新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主要矛盾。这类大学“高起点、研究型”的定位决定了其对高水平师资的严格要求——以往主要来自国内“985”高校的院士、杰青群体或国外知名学者，但在发达国家科技封锁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新建大学吸引人才将面临更严峻挑战。
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大全球引才力度，从国内外引进顶尖科学家；二是加强新进教师培养，使其快速成长为教学科研骨干；三是优化本科生培养机制，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缩短成才周期。
陈兴德表示，一方面应期待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成熟，将试点阶段的制度创新沉淀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范式；另一方面希望其持续培育开放文化、厚植创新基因，在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中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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