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之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这句话要是个路人甲说的，顶多算句自嘲，大家听听也就散了；但这可是邓朴方说的，而他嘴里那个“在天上”的主儿，是叶选宁。
要知道，邓朴方什么身份？
那是总设计师的大公子。
能让他心服口服把自己比作“地下”，把对方捧上“天”，这事儿本身就透着一股子不对劲。
这根本不是在比官职大小，而是在论一种在特定圈层里的“统治力”和江湖地位。
说白了，就是谁说话更好使。
很多人第一次看叶选宁的履历，估计都得深吸一口气，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投胎小能手”。
爹是叶剑英，那是十大元帅里最会运筹帷幄、关键时刻能“力挽狂澜”的儒帅；妈是曾宪植，曾国藩的嫡系后代，那是把名门望族的贵气和革命者的硬气揉一块儿的狠角色；再加个岳父钱益民，延安时期的情报“听风者”。
这已经不是含着金汤匙了，这是直接出生在金矿里，出门自带满级BUFF。
但这世界很现实，光有背景没用。
那个年代，出身显赫最后活成笑话、或是默默无闻的二代多了去了。
叶选宁之所以能成那个圈子里的“独角兽”，恰恰是因为他没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反而在最动荡的岁月里，干了一件别人不敢干、也干不了的事——他把自己活成了那个圈子里的“公约数”。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拨到上世纪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那时候，哪怕是元帅将军家里，日子也是过得提心吊胆。
不少高干子弟要么受牵连，要么为了自保跟家里划清界限，人心散了，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那种压抑感，现在人根本体会不到，那是真的把脑袋别再裤腰带上过日子。
就在大伙儿都人人自危的时候，叶选宁干嘛了？
他把叶家大门给敞开了。
当时叶帅地位特殊，受冲击相对较小，叶选宁就利用这一点，把家里变成了一个“庇护所”。
不管你是哪家的孩子，只要是落难了、没饭吃了、被人整了，只要找到叶选宁，他从不推脱。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那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江湖义气的。
那是真拿自己的前途在赌。
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后来回忆起叶选宁，那是一脸的服气。
为啥？
因为再大家都泥菩萨过江的时候，叶选宁不光自己扛得住，他还伸手拉别人。
这种“雪中送炭”的情分，可比后来锦上添花的酒肉朋友重太多了，那是拿命换来的交情。
正是这段经历，直接奠定了他在“红二代”里不可动摇的大哥地位。
大家服他，真不是因为他爹是叶剑英，而是因为在他身上，大家看到了那种久违的、带有侠气的领袖气质。
他不装、不端架子，办事周周全全，关键时刻真敢往上冲。
到了后来环境平反、改革开放，大家日子好过了，叶选宁这“大哥”是不是就该退休了？
没。
他反而更忙了。
那个时候，虽说大环境好了，但很多老干部的遗留问题、子女的工作安排、甚至是一些单位对老同志的不公正待遇，依然一大堆。
很多人遇到这种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自己已经上岸了，何必去趟浑水呢？
但叶选宁不这么想。
据说有一次聚会，听人说起某单位对老干部子女办事不公，叶选宁当场就火了，第二天直接杀过去找人“说理”，直到把问题彻底解决。
苏承德形容他是“粘合剂”，这词儿太精准了。
他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这些散落在各行各业、各有各脾气的“红二代”们，紧紧地拢再了一起。
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邓朴方那句“天上地下”。
邓朴方经历过极其惨痛的身体摧残，他对人生的看的比谁都透。
他看叶选宁，看到的是一个身体力行、为了这个群体四处奔波、甚至可以说是在“行侠仗义”的实干家。
邓朴方觉得自己虽然地位高，但更多时候是因为父亲的光环；而叶选宁，是用自己的手腕、人脉和人格魅力，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支撑局面。
所谓的“天上”，指的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超脱了个人私利、愿意为群体担当的境界。
叶选宁的一生，其实给了我们一个观察历史的侧面：在那个宏大的叙事之下，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之中，维系人心的不仅仅是血缘和政治盟约，更有一种基于患难与共的“江湖道义”。
他虽然出身显赫，但他最被人称道的，恰恰是他身上那股子最接地气的“人味儿”。
他不爱显摆家世，也不爱吹嘘功绩，但他往那一站，大家就觉得心里踏实。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圈子里，元帅的儿子有很多，但“老大哥”只有一个叶选宁。
历史有时候很有趣，它记住了大人物的丰功伟绩，却往往忽略了像叶选宁这样在幕后穿针引线、在风雨中撑伞的人。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日，叶选宁在广州离世，享年七十九岁，几千人自发去送行，花圈摆满了整个大厅。
参考资料：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大风出版社，2018年
吴东峰，《叶选宁印象》，同舟共进杂志，2016年第8期
陈知建，《我的父亲陈赓》，作家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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