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在书房里干了件让人看不懂的事。

他翻箱倒柜找出一份泛黄的旧信稿,那是二十多年前让他身败名裂的“罪证”,他不但没烧,反而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重新拓印了一遍,还特意用朱砂笔在边角题了一行字:“谨以此纪念真诚”。

这几页纸,当年直接把他从上海的高级干部变成了安徽的“农民”,让他在风暴眼里差点丢了命,正常人躲都来不及,他倒好,还给供起来了。

老人只笑笑,没说话。

这人叫赖少其,曾是新四军里著名的“笔杆子”,而这封让他付出半生代价的信,收件人虽是上海市委,但真正想保的人,是贺子珍。

在那个大家都学会装聋作哑的年代,他这几百个字,简直就是往油锅里泼了一瓢凉水。

这事儿要是放现在,估计大家都会觉得这人脑子瓦特了。

图什么呢?

咱们把时间轴拉回1956年的上海,你就能闻到当时空气里那股子微妙而紧张的味道。

那一年,赖少其住在上海原法租界的一栋小楼里,日子本该过得滋润。

但他没想到,命运给他安排的邻居,偏偏是贺敏学一家。

贺敏学是谁?

那是贺子珍的亲哥哥,当年在井冈山那是响当当的人物。

两家门对门,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

赖家厨房做了米粉肉,第一碗肯定端到对门;贺敏学的女儿娇娇(李敏)放了学,经常赖在赖少其家里学画画,管他叫“赖爸爸”。

这种交情,不是官场上的迎来送往,而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友铁磁。

但那时候的贺子珍,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憋屈。

虽然顶着“老红军”的头衔,但在上海的深宅大院里,她就像只被剪了翅膀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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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好是其一,更要命的是心病。

那个后来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女人影子无处不在,层层叠叠的隐形禁令,让贺子珍连参加个普通党代会的资格都被挂了起来。

赖少其看再眼里,火在心头。

他是搞版画出身的,性格里带着刀刻般的直率,心想:人家为了革命枪林弹雨都过来了,现在连个开会举手的权利都没有,这叫什么事?

于是,1956年7月那个闷热的下午,赖少其没跟任何人商量,铺开宣纸,挥毫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诉信”。

信里的意思很直接,就说贺子珍同志是老党员,有功有过,但不能一笔抹杀,应该让她出席党的八大代表会议。

他在落款处,没写官职,只写了七个大字:“共产党员赖少其”。

这信一递上去,上海滩的官场直接炸了锅。

当时主政上海的是柯庆施,这人有个外号叫“柯老”,那是绝对的硬手腕。

信还没凉透,赖少其就被叫到了那个著名的外滩大楼里。

当时那场面,柯庆施虽然没拍桌子,但语气冷得掉冰渣,问他是不是要替谁翻案。

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换个软骨头早跪了。

但赖少其脖子一梗,直接顶了回去,说自己不是翻案,是讲良心,革命队伍里不能让老实人吃哑巴亏。

事情迅速失控。

这封信不仅没帮到贺子珍,反倒成了赖少其“反党”的实锤证据。

那时候政治风向已经开始左转,谁沾上贺子珍的事儿,谁就是往枪口上撞。

陈毅元帅当时路过上海,听说了这事,在走廊里把赖少其拉到一边,叹了口气,说这背后的水太深了,何苦呢?

这话里透着无奈,因为连他也保不住这头“犟驴”。

接下来的日子,赖少其的世界天翻地覆。

检查写了一箩筐,没用;原本定好的职务,撸了。

到了1958年,上海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这时候,如果不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伸了一把手,赖少其的下场恐怕不堪设想。

就这样,赖少其带着老婆孩子,还有那一架破风琴,灰溜溜地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一头扎进了安徽的黄土堆里。

这在当时看,是被发配,是政治生涯的毁灭。

但历史有时候就爱开玩笑,这次“流放”,反而成就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哪是被流放,分明是老天爷看他当官屈才,逼着他去当大师。

在安徽那二十年,赖少其没闲着。

他不再想官场那些糟心事,天天背着画夹子往大别山里钻,往淮北的泥地里跑。

他把心里的郁闷、委屈,全刻进了木刻板里,画进了山水画里。

后世著名的“新徽派版画”,就是这么憋出来的。

但这二十年的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赖少其夫妇被批斗,连带孩子上学都成了问题。

最难的时候,赖少其对妻子曾菲交代后事,说要是哪天他不在了,就告诉孩子们,爸爸没做亏心事。

直到1979年,北京的风终于吹散了迷雾。

这三个字,赖少其等了整整23年。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1982年的春天。

在福建的一场老战友聚会上,赖少其再次见到了贺敏学。

那时候贺敏学已经从西安调回福建,两位老人一见面,周围的人都安静了。

赖少其没说话,先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贺敏学眼眶一下子红了,紧紧握着赖少其的手,半天憋出一句,说是贺家连累了他。

赖少其摇摇头,指了指胸口,说咱们是对得起这里。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磨难,似乎都在福建温润的海风里消散了。

所谓的问心无愧,就是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不后悔当初迈出的那一步。

回头看这段历史,赖少其那封信,真的只是一次冲动吗?

我看不是。

在那个大家都学会了明哲保身、学会了看风向说话的年代,赖少其这种“傻”,恰恰是一种最稀缺的勇敢。

他用二十年的前途,换了一个心安理得。

所以,当1983年他重新拓印那封信时,他不是在炫耀苦难,而是在告诉后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乌纱帽重,比名利贵,那个东西叫情义,叫公道。

2000年11月,赖少其在广州病逝,享年85岁。

那份拓印的信稿,至今还挂在他纪念馆最显眼的位置,沉默着,像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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