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国民党军队失措，如何加速三青团败亡？|1945年|一二一|三青团|党团|关麟征|昆明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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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调停下与中共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内战，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包围、进占各解放区。

1、反甄审运动

三青团在政治上的破产，集中体现于它在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失败上。

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共领导下，国统区广大学生在争取民主、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的口号下，接连发起反甄审运动、昆明“一二·一”运动、反美抗暴运动和“五·二O”运动，进行罢课集会和示威游行，规模及影响一个比一个大。

空前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极大地震撼着国民党的统治，也给三青团以沉重的打击。高等院校本是三青团组织发展的重点，广大学生也是三青团全力控制的对象。但当学生运动兴起之后，三青团虽然竭力加以阻止破坏，但收效甚微。

面对学生爱国运动，三青团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宣告了其在政治上的失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接收敌伪教育机构时，声称不承认日伪占领区所办的公立大学，称之为“伪学校”，宣布予以解散。

1945年9月，教育部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生甄审办法》，把长期处于敌伪统治下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诬蔑为“伪学生”，规定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的肆业生必须经过考试甄审合格后，方准继续入校学习；毕业生要经过三个月的“补习”，交出研读《中国之命运》的报告及研读三民主义论文者，方承认其毕业资格，各机关才能录用。

这种带有政治歧视性的措施，不仅使广大学生面临失学失业的威胁，还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同时，教育部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成立了所谓的“临时大学”，暂收失学的大学生，开设“大学先修训练班”进行补习。其主要课程内容是“补习党义”，进行“思想训练”，即用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来控制收复区学生的思想。

上述办法公布后，立即遭到了收复区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对。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提高广大学生的觉悟，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青岛等地领导学生进行了反对甄审，争取读书权利的斗争。

在北平，成立了“北大师大校友会联合会”，作为领导反甄审运动的组织。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在致教育部的请愿书中强调指出：“我们都是家境清寒的学生”，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留在沦陷区读书，“这只是我们的不幸，并不是我们的罪过”。“固然沦陷的政府是伪的，应绝对予以解散，然而沦陷区的老百姓绝不能指其为伪。…以求知识为目的的学生，是不能指其为伪的”。提出了“人民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它对各地学校开展反甄审运动发挥了纲领的作用。

在召开第一、第二次反甄审大会时，一些三青团骨干曾公开表示反对，提出“不要与政府作对”，“政府有机关枪，反对政府是徒然吃亏”，极力散布消极和恐慌情绪，主张接受甄审。但随着运动声势的扩大，加上甄审措施也损害了不少三青团学生的切身利益，最后除了极少数陈雪屏的亲信之外，许多三青团员都不再表示反对，使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甄审的决议案。由于广大学生坚持反对，最后北平教育当局被迫实际上取消了甄审办法。

上海临时大学补习班成立后，上海支团部即致电教育部，提出为了防止中共活动，“组织该班分团之需要实有急不容缓之处”。随后迅速地在临大和其他一些学校突击建立并加强了三青团组织，对反甄审运动进行干扰和破坏。

但上海学生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反对甄审。上海临大补习班结束时，规定补考三民主义，学生们就采取一人执笔，大家照抄的办法，全体都进入了国立大学，使所谓甄审完全流于形式，上海教育当局也无可奈何。

在南京，反对甄审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学生代表8人被捕，14人被开除，临大全体学生为此实行罢课和请愿，得到社会的同情，对当局形成了巨大压力。为了尽快平息学潮，避免引起更大抗议浪潮，三青团南京支团部紧急开会商议，决定派书记黄通以学校名义，将被捕学生具保开释。

开庭时，数千名学生和各界人士将法院挤得水泄不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当局不得不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反甄审运动取得了胜利。在平息学潮过程中，国民党和三青团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埋怨，既推诿责任，又争相邀功。

黄通事后深有感慨地说：

“对于真正平定学潮的人只要不说坏处就够了，不要有好处。这是吾亲身的经验。尤其青年团主任（指沈祖懋），学生闹了站在旁边；事情平了，他站在前面，吾一点也不管，让他去邀功。”

在反甄审运动的强烈冲击下，国民党束手无策，步步退却，最后不之，实际上取消了“甄审”措施，承认了所有学生的学籍。收复区学反甄审运动，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6年6月胜利结束，历时八个它是抗战胜利以后在收复区爆发的第一次学生运动，也是抗战胜利以后目两党在学生和青年运动战线上的首次较量，对后来的学生运动具有重要影响。

反甄审运动对国民党、三青团打击很大，一位三青团重要干部后认：

“战后政府对于青年学生的复员工作，做得不够理想，导致抗战胜学潮不断，甚至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权，这是我们长期从事青年运动最感到痛心的一件事。”

但更令三青团没有料到的是，当其惊魂未定在喘息之时，一个个规模更大的学生运动浪潮又接踵而至。

2、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的背景

前面已经谈到，在抗战后期，西南联大已经成为著名的“民主自垒”，昆明地区也成为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国民党政府对为忧虑，一直在寻找对策。

1945年8月，蒋介石就昆明学潮问题致函孝部长朱家骅称：

“查目前各校，多在动荡不宁之状态中，若纯采消极防用法，不惟不能收预期成果，且将使全部学生走入反政府路线，除另伤三目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发动全部学校青年团，主动组织自治会，因而掌握学生团体外，即希与该团商定具体办法，转饬学校行政当局与自治会诚是作，以改进学校行政，使奸伪无藉口为要。”

说明蒋介石担心单纯运月警镇压等“消极防制办法”，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求云南高校的三青团与学校当局密切配合，从内部防范、瓦解学潮，从而将三青团推上了防制学生运动的第一线。

而此时中央团部领导空虚，又正为“改隶”问题忙得晕头转向，无暇顾及其他。教育部为了会商对付学潮的具体办法，曾数次派员赴中央团部洽商，结果均“以该团方在赶办改隶事宜，尚未确定今后团务工作方针。关于钧电所令会商拟定之具体办法，暂时殊难商定”。

教育部只得单独发布训令，命各高校校长及训导人员与各该校三青团负责人“缜密筹商”，趁学生自治会改选之机，控制学生会，“掌握一切学生团体”，使学潮消弭于无形之中。

正在重庆开会的联大分团干事长陈雪屏为此赶回昆明，在联大予以安排布置。但此时联大三青团组织涣散，士气低落，对预防学潮显得信心不足。

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趁滇军赴越南受降之机，以武力方式改组云南省政府，解除原省主席龙云的党政军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由关麟征担任云南警备司令，李宗黄以民政厅长兼省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此次事件被称为“十三事件”。它标志着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云南，结束了云南地区原来的半独立状态。新的云南当局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措施，使昆明地区左派与右派力量进入直接对抗、短兵相接的状态，形势变得更为紧张。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一·二五”时事晚会是此次学潮的导火索。11月25日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所大学的进步学生5000余人，在联大草坪举行反对内战时事晚会。事前，云南当局曾以此种集会非经批准不能举行为理由，要求各学校当局予以制止。得知集会无法制止后，云南当局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政党团人员参加集会，在会场中要求发言，争取选举联大陈雪屏或云大鲁冀参为主席，以操纵会场。

但集会举行后，慑于会场上进步学生的声势，大多数党团人员都不敢采取行动，致使当局控制会场的计划落空。此时，会场四周的国民党军警便鸣枪示警，以威吓学生，扰乱会场。集会散会后，军警又以“发生匪警”为借口，宣布戒严，禁止通行，使数千学生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徘徊。这种对和平集会宣示武力的野蛮行径，引起了学生的极大愤慨。返回学校后，学生以当局用武力破坏集会自由，连夜发动罢课抗议。

次日早上，联大、云大等学校相继宣布罢课，并决定组织罢课委员会，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自由。

昆明地区的三青团组织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以云南支团为首的地方团部，时陶镕任支团干事长（原干事长裴存藩随龙云去职，赴重庆活动），高云裳任书记，周绅任秘书及组训组长。
一是以联大分团为首的各大学分团，时陈雪屏任联大分团干事长。罢课开始时，云南当局首先寄希望于三青团联大分团，希望通过他们参加罢课行动，从内部分裂学生的团结，从而瓦解罢课运动。

26日下午，三青团联大分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移学生自治会宣言的重心，以貌似“中立”的立场，提出要求国共停战，要求美苏退兵，以便“使中共陪国民党，苏联陪美国”。目的是通过修改宣言的主张，使学生产生分裂而瓦解罢课。当天下午，就有以三青团团员为首的十几名学生公开提出修改宣言，宣称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不为党派利用的宣言”。

晚上，联大工学院召开全体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以138票对77票，赞成修改宣言。同时发起所谓签名运动，提出修改宣言，当天签名者达六七百人。

3、“一二·一”惨案

27日，大一学生召开全体大会，经过激烈争论后，表决再表决，终以113票对98票通过修改宣言。三青团一时占了上风，被进步学生认为是“反动势力发展的最高峰”。可见，联大三青团此时表面上并不公开反对罢课，而以所谓“中立”的面目出现，要求转移宣言的重心，这种做法对广大中间学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并使罢课运动有半途夭折的危险。

为了团结绝大多数联大同学，保证罢课运动的顺利进行，民青领导下的学生自治会决定主动修改宣言，并率先提出修改方案，吸取了反对派提出的修改意见，在学生自治会通过后，立即交付中间学生较多的联大工学院表决，当场以171票对5票通过，拥护自治会修改意见，使三青团失去了借口，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

当所谓的“无党无派”会议召开时，因参加者很少，三青团便到处敲锣打鼓，号召学生参加，民青就发动进步学生前往参加，三青团主持者不让进人会场，双方为此发生冲突，致使会议流产。随后，无党无派签名者及大会负责人声明支持罢课，并自动宣布结束工作。至此，三青团企图从内部破坏罢课的阴谋宣告破产。

罢课正式开始后，云南当局决定用强硬手段进行“反制”。

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宣布以“宣传对宣传、组织对组织、行动对行动”的方针，并召集各机关党团员集会，决定如下办法：

“（一）以党团同志大量参加各学校集会，使奸党分子不能开会。（二）鼓励学生组织反罢课委员会，要求学校上课。（三）以传单标语压倒奸党宣传。（四）通知市民不许在其住居墙壁上贴标语。（五）奸党分子如游行，我党团同志，即以国民身份参加哄散。(六)军警不出面干预，以党团组织与工作，压倒奸党分子活动。”

李宗黄并扬言：“学生如不遵令复课，即采用武力压制，不惜流血。”

关麟征也宣称：“一切由我负责，凡打伤学生者，可以立功请赏！”

云南当局为此调集党政军干部及特工人员约6000人，准备“以行动对行动”。三青团云南支团也专门调集了50多人，由书记高云裳、组训组长周绅率领，准备参与行动。

从11月27日至30日，为了赢得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罢课委员会发动学生上街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云南当局即组织人马上街撕毁标语、传单，并殴打进行宣传的学生。在昆明大街上，到处都有手持棍棒和手枪的特务袭击、追打学生。许多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深为市民所同情。

12月1日，国民党党团人员与军官总队携带武器和铁条、棍棒，分头攻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见人就打，见物就砸，并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学生李鲁连、潘琰（女）、张华昌、于再等4人，重伤11人，轻伤14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在此次事件中，云南支团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正如当时一篇文章所指出：“而一班便衣流氓则是由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的，打联大新舍及云大有他，在联大师院行凶的也有他。”

另一位三青团员赵斌也曾率领一批手持凶器的暴徒冲击中法大学。他们都沦为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工具与打手。

惨案发生后，为了抗议云南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昆明全市44所大、中学校全部罢课。罢课委员会大量出版各种印刷品，揭露国民党特务袭击各个学校的过程，控诉云南当局的野蛮暴行，要求严惩罪魁祸首关麟征和李宗黄。

昆明学生的呼吁得到了社会公正舆论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国统区各大中学校也纷纷举行各种抗议活动，表示声援，对云南当局的暴行表示谴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抗议浪潮。

“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成都，金陵、华西、四川、燕京等大学立即贴出布告征求同学签名援助，并对云南当局的暴行予以猛烈抨击。

三青团四川支团对此紧张万分，采取各种方法予以应对：

“各大学我党团同志亦以壁报对壁报，剪报对剪报，针对宣传。…对各中学，分团亦一再商讨严防牵动。”

四川支团干事长李天民报告说：

“本会工作同志亦经分配工作，天民负责与各高级人员联络，许书记伯超留守团部，杜组长衡到华西坝青年馆与各大学分团负责同志切实商讨临场应付。”

华西大学分团负责人方君璧、陈又诚还一再劝说青年党不要参加此次运动，以孤立共产党和进步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关麟征不得不上书蒋介石“自请处分”。

蒋介石将关停职，听候议处，其警备司令一职，派霍揆彰“暂行代理”。李宗黄也受到“停职议处”，被迫离开云南。

1946年3月17日，3万多昆明学生和市民为四位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和公葬典礼，并在市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标志着“一二·一”学生运动以胜利而告结束。

4、对三青团的影响

“一二·一”运动在政治上给国民党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反对内战”，这一口号确实代表了当时国统区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人民渴望和平，渴望休养生息。而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就使自己鲜明地站在反对内战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就必然失去人心。“一二·一”运动期间，政府当局的所作所为，促使许多原来处于中间立场的学生逐渐摆脱了国民党的影响，站到进步阵营方面来。

例如：在运动发生前有的学生对国民党还抱有某种幻想，曾说：

“国民党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可并不是没有好的地方。老实说，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等到时事晚会受到军警开枪恐吓后，他们就说：“国民党如此手段，可谓到了末路矣！”再等到特务到处捣毁学校，他们更嗤之以鼻，气愤地说：“国民党如此可谓完矣！”这既体现了青年学生思想上的觉醒过程，也反映了国民党在学生中间失去人心的过程。

从处理学生运动的方法来说，云南当局一味采用高压手段，组织人员殴打学生，进攻学校，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招致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反而使学生运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并使自己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这种方法是否合适妥当，在国民党政权内部也引起了许多争论。

有人认为事属必要，有人则认为是“蛮干失策”，争吵不休，互相推诿责任。西南联大国民党区党部负责人姚从吾在写给联大三青团分团干事长陈雪屏的信中说：“惨案发生后，即与××命令同志终止活动”，“事后，党推团，团推党，丑态百出，可笑极了”。

陈雪屏也埋怨云南军政负责人关麟征、李宗黄等，事前不同学校党团联系，并批评他们不讲求工作方法，一味蛮干，造成不良后果。

“一二·一”运动对三青团的打击尤为沉重。在运动期间，三青团组织竭力配合国民党政府予以破坏、镇压，但都遭到了失败，组织形象一落千丈，在广大学生中间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那些直接参加袭击、殴打学生的团员干部被人视为“特务、流氓、暴徒”，其他人也情绪低落，萎靡不振。

据事后姚从吾致朱家骅的信中反映：

“联大分团涣散极了…去年党中军人官僚邱清泉、李宗黄辈轻举妄动，将学生打死校内，由此反动势力高涨，全校形势尽受反动分子之控制。党与团变成‘暴兵’、‘官僚’之同类，不敢公开活动。同志气馁，人心涣散。”

有一篇文章描述当时联大三青团员的状况：

“自从他们和自治会脱离关系以后，对自治会一切的措施都站在反对的立场。…‘一二·一’前夕一一·二五’刚开始罢课，联大也发出一个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并请美军撤退，这一次他们反对有此宣言主要的理由是，应该同时要求苏军撤退，后来在代表会上，把这一条也加上去了，结果他们还是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不了，宣言依旧发出去了。在整个罢课中，也有少数团员参加工作，但大多数是不见踪迹，或在校舍内草坪上睡觉。当自治会尚未宣布复课，而学校已报告复课时，团员们大多是要上课的，有的甚至一天连上八节，不是自己的课也去‘旁听’。三十四年度下学期学生自治会实行普选时，当团员知道他们没有希望，百分之九十以上未投票。”

很多团员在政治上日趋消极。

那些积极参加破坏学运的干部骨干，都成了惊弓之鸟，感到在学校难以立脚，纷纷要求中央团部改变今后的“工作方式”。

四川支团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