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西安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两个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正在秘密接头。
一个是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记者斯诺，一个是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牧师”董健吾。
两人语言不通，大眼瞪小眼，气氛尴尬得甚至带点火药味。
直到董健吾慢吞吞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那是一张被剪刀咔嚓剪开的“半张名片”。
斯诺一看，赶紧摸出自己兜里那半张。
两张残片往桌上一拼，严丝合缝。
看到这一幕，两人才算把心放回肚子里。
斯诺当时根本想不到，眼前这位看似迂腐的“牧师”，刚干了一件让蒋介石知道能气到吐血的事儿——他拿着国民党财神爷的特别通行证，坐着少帅张学良的专机，把宋庆龄给的巨款，亲手送到了毛主席手里。
这是一场史诗级的“灯下黑”。
最危险的地方不仅安全，还能搞到赞助费。
这事儿得从一九三五年那个冻死人的冬天说起。
那会儿中央红军刚到陕北，那叫一个惨。
很多人以为长征结束就万事大吉了，其实那是红军最脆弱的时候。
两万五千里走下来，人剩不下多少，兜里比脸还干净，最要命的是——“断网”了。
上海地下党的电台被特务端了个底掉，密码本也毁了。
身在陕北黄土沟里的毛主席，跟外界彻底失联，就像个断了线的风筝，完全成了睁眼瞎。
几十万大军围在外面，红军缺衣少粮，眼看就要被困死。
毛主席站在窑洞门口抽烟，愁得眉头都打结。
但他不知道，远在上海洋房里的宋庆龄，比他还急。
宋庆龄这身份，那是相当硬核。
她是国父遗孀，又是蒋介石的小姨子。
虽然国民党特务跟苍蝇似的整天盯着她，但谁也不敢真动她一根汗毛。
当她得知红军快揭不开锅的时候，这位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孙夫人，直接开启了“霸道总裁”模式。
她要送钱，还要送人。
但这活儿比登天还难。
陕北被围得像个铁桶，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咋整？
宋庆龄想到了董健吾。
这哥们的履历放在今天，妥妥的爽文男主。
表面上是上海圣彼德教堂的牧师，整天阿门阿门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王牌特工。
更绝的是，他和宋庆龄单线联系的信使，居然是他还在上中学的女儿董惠芳。
一个小丫头片子背着书包进出宋宅，特务们压根没当回事。
接到任务的董健吾也有点懵：手里攥着宋庆龄变卖家产凑出来的几万块大洋和美金，这可是红军的救命钱，但没有通行证，出门就得被抓。
关键时刻，宋庆龄玩了一手漂亮的“借力打力”。
她直接去找了姐夫孔祥熙。
当时的孔祥熙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管钱袋子的，权势滔天。
宋庆龄轻描淡写地跟姐夫说：“教会要派人去西北考察，顺便给那边的教堂送点善款，路不好走，你给开个条子。”
孔祥熙哪能想到，自己这个心向革命的小姨子，是在拿他当枪使？
他大笔一挥，直接给开了一张“财政部特派员”的特别通行证。
这操作简直神了。
这就是拿着敌人的路条，去救敌人的命。
有了这张护身符，董健吾脱了牧师袍，换上阔商的行头，揣着孔部长的亲笔手令，一路上那是畅通无阻，国民党守军还得给他敬礼。
可是到了西安，麻烦来了。
大雪封山，去陕北的路彻底断了，车根本开不过去。
这时候，历史的诡谲之处就体现出来了。
谁帮了最后一把？
张学良。
当时张少帅正在陕北剿共，但心里早就不想打了。
董健吾早年跟张学良有交情，他胆子也是大，直接登门拜访。
虽然没明说身份，但张学良那是人精，看破不说破，直接安排了一架波音专机——没错，那年头就有波音了，把这位“阔别多年的老友”直接送到了延安边上。
就这样，一个中共特工，拿着国民党财长的路条，坐着国民党副总司令的飞机，大摇大摆地把钱送进了苏区。
当董健吾出现在瓦窑堡，把宋庆龄的亲笔信和那笔巨款交给毛主席时，在这个泰山崩于前都不变色的湖南人脸上，那是肉眼可见的激动。
这哪里是钱啊，这是雪中送炭，是来自上海的一声“我还在”。
但这事儿还没完。
宋庆龄知道，光给钱不行，还得解决“挨骂”的问题。
那时候国民党宣传红军是青面獠牙的土匪，如果不打破这个舆论封锁，红军永远是被动的。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一九三六年春天，宋庆龄又给董健吾派了活儿。
这次不是送钱，是送“麦克风”。
她精心挑选了两个人：美国大记者斯诺，和医学博士马海德。
为了怕路上出岔子，宋庆龄搞了个特工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她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了一句英文诗，盖上骑缝章，剪成两半。
一半寄给斯诺，一半交给董健吾。
在董健吾的护送下，斯诺成功“偷渡”进苏区。
他在那待了四个月，跟毛主席哪怕彻夜长谈，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头戴八角帽的照片。
后来《西行漫记》一出版，全世界都炸锅了。
大家这才知道，原来中国西北角，有一群这么硬气的人在战斗。
可以说，没有宋庆龄这波神操作，红军的历史，甚至后来中国革命的走向，可能真得打个问号。
但是吧，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提。
为啥？
太敏感了。
牵扯到宋家、孔家、蒋家，关系乱得像团麻。
宋庆龄不想给家族惹麻烦，董健吾作为隐蔽战线的老黄牛，更是守口如瓶。
直到一九六九年，新中国都成立二十年了，宋庆龄才在一封给毛主席的信里，隐晦地提了一嘴。
那是一家人在不同的阵营里，为了各自的信仰，进行的最后一次默契配合。
现在回头看，那哪是什么简单的谍战啊。
那是宋庆龄在家族亲情和国家大义之间，做出的最艰难的选择。
大姐嫁给孔祥熙，小妹嫁给蒋介石，弟弟管国家财政，她是这个显赫家族里的“叛逆者”。
她拿着姐夫的通行证，用着家族的钱，去资助那个发誓要推翻她家族统治的政党。
这得需要多大的心脏？
至于那个穿长袍的牧师董健吾，后来因为身份保密，受了不少委屈，甚至一度生活潦倒。
但他到死也没抱怨过一句。
一九七零年，董健吾在上海病逝。
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愿就是想再见见当年一起战斗的老友，可惜没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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