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叛徒，那可是顶顶招人恨的。
可有这么一位，他写的“投降信”被敌人当成宝贝，研究了足足三十五年，最后才发现，这哪是投降信，分明是一封把所有人都耍了的战书。
这事儿得从1950年的台湾说起。
那会儿的台北，街上走着的人，心里都揣着个小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
蒋介石刚丢了大陆，憋着一肚子火，到了这个岛上，头一件事就是“清匪谍”。
那气氛，说句不好听的，连空气都是铁锈味的。
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了件天大的事：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被查出来是咱们这边的人。
更要命的是，抓他的线索，是咱们自己人，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后供出来的。
这一叛变，好家伙，整个台湾的地下组织，跟被人一锅端了似的，稀里哗啦全完了。
按理说，这时候谁还敢往台湾跑，那不是脑袋被门夹了，就是纯粹去送死。
可偏偏就有个不信邪的。
吴石牺牲还不到一百天，一个叫徐会之的人，就一个人，悄没声地踏上了那片要命的土地。
他在咱们情报口的名号响当当，可这次的任务，说白了，就是去收拾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在一片废墟上，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几块能用的砖。
所有人都等着看他怎么大显神通，结果他干了件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的事——他跑到国民党那边，递上了一份“自首报告”。
这下可炸了锅了，“谍王”叛变了？
这消息比吴石牺牲还让人觉得憋屈。
可谁都没想到，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钩子，把蒋介石和他的特务们，稳稳当当地钓了三十五年。
徐会之这趟台湾之行，揣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策反彭孟缉。
这位彭孟缉可不是一般人，手握台湾的军政大权，是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蒋介石跟前的大红人。
徐会之凭什么觉得能说动他？
就凭三样东西：他们是黄埔一期的老同学，是湖北老乡，还是拜过把子的师兄弟。
这关系听着挺硬，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老交情确实是块好用的敲门砖。
徐会之就顶着个“投诚者”的身份，大摇大摆地敲开了彭孟缉的家门。
一见面，那叫一个亲热。
徐会之这边，是推心置腹，讲天下大势，聊个人前程，苦口婆心地劝这位老同学看清形势，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他把话讲得入情入理，好像只要彭孟缉点个头，光明大道就在眼前。
彭孟缉呢，表现得比他还热情。
每次徐会之来，都是好酒好菜招待着，听徐会之“策反”，听得那叫一个认真，时不时还点点头，提几个问题，引着徐会之往下说，好像真的动了心。
可徐会之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后脚彭孟缉就把俩人说的每句话，甚至连语气、神态，都一五一十地整理成材料，直接送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这哪是叙旧，这分明是一场早就设好的鸿门宴。
徐会之也不是吃素的。
几回下来，他就觉出味儿不对了。
他发现自己明面上自由自在，想去哪去哪，实际上，他的一举一动，见的每一个人，打的每一个电话，都像是在聚光灯下，保密局那帮人的眼睛，正透过无数个看不见的孔盯着他。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关在透明罐子里的蛐蛐，蹦跶得再欢，也出不了那个圈。
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进了那份“异动分子名单”，人家不动他，只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他只是个时间问题。
路走到这儿，算是进了死胡同。
想跑？
门儿都没有。
想继续潜伏？
那就是等死。
这时候，一般人早就慌了，可徐会之偏不。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不跑，也不躲，他要往前冲，直接冲到风暴中心去，下一招险棋——自首。
他亲手写的那份“自首报告”，递给了国民党的“国防部次长”袁守谦。
这封信，表面上看，那叫一个声泪俱下，悔不当初。
把自己怎么“误入歧途”，怎么跟共产党联系，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间，满满都是“回头是岸”的诚恳。
国民党特务们拿到这封信，简直是如获至宝，觉得挖出了一条天大的鱼。
可他们不知道，这封信真正的读者，根本不是他们，而是远在大陆的组织。
这就是阳谋的厉害之处。
它不是藏着掖着的诡计，而是把一个陷阱明晃晃地摆在你面前，利用你的贪心和自大，让你自己高高兴兴地往里跳。
这封信，首先是一份加密过的“作战地图”。
徐会之在里面“坦白”了很多事，但他故意把一些关键人物的名字写成了同音不同字的错别字，把一些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前或者往后挪了几天。
在外人看来，这很正常，人嘛，时间长了，记忆总会有点偏差。
可按照他们事先约好的规矩，这些“错误”的笔画、错位的数字，重新组合起来，就是一条条十万火急的绝密情报。
台湾的地下组织破坏到了什么程度？
哪些人还能用？
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下一步该怎么办？
全在这份“悔过书”里了。
其次，这封信还是一张用人命织成的“防火墙”。
他在信里“出卖”了一批咱们的同志。
可这些人，要么是早就暴露牺牲的烈士，要么是任务完成已经安全撤离的。
他用这些国民党方面已经掌握或者已经失效的线索，喂饱了特务们的胃口，成功地把他们的视线，从那些真正潜伏在要害部门、还没有暴露的同志身上引开了。
国民党保密局拿着这份名单，立刻动用大量人手去抓人、去调查，结果忙活了半天，抓的都是“死老虎”，扑的都是空网。
而真正的地下网络，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了最关键的转移和隐蔽。
徐会之这是拿自己的命，给同志们当盾牌。
他自己走进了老虎笼，却让更多的人从笼子边上溜走了。
一“自首”，徐会之就被关进了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看守所。
那地方，进去就别想囫囵着出来。
特务们为了从他嘴里掏出更多东西，什么招都用上了。
鞭子蘸着盐水抽，叫“披麻戴孝”；人被捆在凳子上，底下垫砖头，叫“老虎凳”。
各种刑具轮番上阵，就是想让他把那份“自首报告”里没写的东西吐出来。
可徐会之的骨头，比铁还硬。
不管怎么折磨，他都一口咬定，自己早就跟组织断了联系，知道的、能交代的，全在那封信里了，再多一个字都没有。
特务们折腾了几个月，硬是没问出半点有用的新东西。
最后，连蒋介石都没耐心了。
1951年11月13号，蒋介石亲自在一份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应即枪决”。
五天后，在台北的马场町刑场，徐会之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临死前，他很平静，跟行刑的人提了两个要求。
第一，死后，把他面朝北埋了。
第二，让他唱首歌，家乡的歌，《洪湖水浪打浪》。
这两个要求，就是他最后的电报，也是他最硬气的宣言。
面朝北，那是大陆的方向，是家乡的方向，更是组织的方向。
他要用自己的身体，朝着那个方向，做最后一次报到。
而那首《洪湖水浪打浪》，是他老家湖北的调子，也是一首革命的歌。
枪口就顶在脑门上，他唱出来的调子，没有一点哆嗦。
那歌声，在肃杀的刑场上空飘荡，告诉所有人，他徐会之，到死，都信的是什么。
徐会之牺牲后，他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和“叛徒”两个字挂在一起。
直到1985年，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咱们民政部才正式发文，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把他身上的脏水，全都洗干净了。
又过了十几年，他的遗骸才终于被迎回故土，安葬在武汉的九峰山烈士陵园。
他的墓碑，朝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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