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冬天，冷得邪乎。
上海打光了，血水顺着黄浦江往下淌。
日本人的坦克履带上还挂着上海的泥，就朝着南京碾过来了。
那时候的南京是首都，是脸面。
这张脸，蒋介石丢不起。
懂打仗的人，像李宗仁他们，把地图一摊开，心都凉了半截。
南京这地方，三面是平原，方便敌人大兵团展开，背后是长江，没桥，船也不够。
这不叫防守，这叫钻进口袋里等着人家扎口。
大家伙儿的意思很明白：别守了，带着兵往西撤，留着这点家底，以后还能跟日本人慢慢磨。
可这事儿，军事上是一回事，政治上又是另一回事了。
首都，一个国家的心窝子，枪都不放就扔了，全国老百姓心里那口气就散了。
淞沪会战刚点起来的火，立马就得灭。
而且，蒋介石心里还有个盘算。
他得打给全世界看，尤其是英美。
打得越惨，越悲壮，国际上那些大佬们才可能动动恻隐之心，出手拉一把。
所以，这南京必须守。
不为守住，只为“殉国”。
命令下来，唐生智接了这个烫手山芋。
他把胸脯拍得山响，说要跟南京城共存亡。
为了表示决心，他干了件绝事——把下关码头所有能过江的船，不管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全给沉了。
这叫破釜沉舟，意思是告诉手底下那十来万刚从上海撤下来、惊魂未定的兵，别想跑，就在这儿跟鬼子死磕。
可另一头，政府的核心部门，带着金条和文件，早就坐着飞机、轮船去了重庆。
最精锐的空军也早就转场到后方机场。
蒋介石本人在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之后，也飞往了庐山，再转武汉，离这片是非之地越来越远。
这就怪了。
一边是把士兵的后路堵死，摆出一副玉石俱焚的架势；另一边，高层却把自己的后路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场保卫战，从根上就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别扭。
仗打起来，比最坏的打算还快。
日本人跟疯了一样，飞机大炮没日没夜地往城墙上砸。
12月9号，光华门那边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城里的兵，本来就累得不行，武器装备也差，全凭一股血气顶着。
这口子一开，气就有点要散了。
两天后，远在庐山的蒋介石，发了封电报给唐生智。
电报上话说得很活泛，大意是：看情况，要是实在顶不住，你可以“相机撤退”。
“相机撤退”这四个字，在当时那个乱成一锅粥的指挥部里，就跟催命符一样。
什么叫“相机”？
谁来判断这个“时机”？
命令传到下面，师长传给旅长，旅长传给团长，意思就全变了。
最后到了大头兵耳朵里，就一个字：跑！
整个防线瞬间就崩了。
命令一下，成了总撤退令。
十几万守军，还有几十万跑反的老百姓，乱哄哄地全朝着一个方向涌——下关。
那是唯一能过江的地方。
可到了江边，所有人都傻眼了。
江面上，除了冰冷的江水，连块木板都找不着。
那些前几天为了“表示决心”沉到江底的船，此刻成了江边这几十万人巨大而无形的墓碑。
跑不了了。
将近九万名被命令抛弃的士兵，就这样被留在了这座即将变成地狱的城市里。
城破了。
接下来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
消息跟电波一样，传得飞快。
特工的密码电报，外国记者的报道，一点点拼凑出南京城里的惨状。
噩耗传到大后方，传到了两个地方。
一个在山城重庆，一个在陕北窑洞。
这两个地方的当家人，听完这事儿，反应截然不同。
他们接下来的动作，也给这场战争划出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道道。
先说重庆的蒋介શ。
12月14号，他的日记里就四个字：“惨烈异甚”。
看得出，他心里是极度痛苦和震惊的。
但在公开场合，国民政府没搞什么声泪俱下的大控诉。
他的反应，冷静得吓人，每一步都带着强烈的目的性。
他的第一招，是打“国际牌”。
他马上给驻美国的大使发电报，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把日本人在南京干的那些事儿的证据搜集起来，捅到国际联盟去。
照片、人证、外国人的亲眼所见，越多越好。
他的算盘是，用南京的血，去敲山震虎，让英美那些还在观望的大国看清楚日本人的真面目，逼他们出手制裁日本。
这是他一贯的路子，靠外交，靠大国调停。
第二招，是“保存实力”。
上海、南京这两仗，把他最精锐的德械师差不多打光了。
他比谁都清楚，剩下的兵再拿到正面战场上去硬碰硬，那就是白给。
所以，当务之急是把从南京侥幸逃出来的散兵游勇收拢起来，重新编队，喘口气。
劲儿得留着，下一场大仗——武汉会战，还在后头等着。
第三招，是“控制舆论”。
重庆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对南京的事报导得很讲究。
调子是哀悼，但重点放在“愈挫愈勇”上，强调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决心没动摇。
至于城里到底死了多少人，怎么死的，报纸上都写得含含糊糊。
这不是他冷血，而是他怕。
他怕把真相原原本本地捅出去，会把全国老百姓的胆给吓破了，人心一散，这仗就彻底没法打了。
蒋介શ走的是一条精英路线：靠政府撑着，靠军队顶着，靠外交官在外面跑着。
老百姓的角色，是被保护的对象，是需要被安抚的情绪，而不是参战的力量。
再把视线转到陕北。
延安的冬天，黄土高原上寒风刮得能把人脸上的皮揭下来。
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的高层，围坐在窑洞的油灯下，一宿一宿地开会。
他们看到的，不光是一场屠杀，更是国民党从根上就错了的打法彻底破产了。
1938年初，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话，对着台下那些年轻的学员，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里。
他说，南京为什么会丢得这么惨？
根子就在于“片面抗战”。
光靠政府和军队，在几个大城市跟日本人打阵地战，完全不发动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和工人。
他批评得相当不客气：把几十万大军塞进一个三面受敌的孤城里，跟外界联系全断，这叫什么？
这叫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主动送到敌人的炮口底下，是战略上的蠢办法。
光说不练假把式。
延安这边，骂完之后，立刻就动手调整。
中共中央马上给八路军、新四军下命令：别跟鬼子硬碰硬，化整为零，像撒豆子一样，把部队撒到敌人的后方去。
山西、河北、山东，鬼子占了哪儿，你们就去哪儿。
在那儿建立根据地，发动老百姓，今天拔个炮楼，明天剪段电线。
这就是“游击战”，要把日本这个巨人，拖进人民战争这个泥潭里，让他有力气使不出。
在宣传上，延安的《新华日报》跟重庆的《中央日报》唱的是完全相反的调子。
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把那些血淋淋的故事，一字不改地登出来。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博取外国人的同情，而是要用最直接的仇恨，把全中国老百姓心里的火给点起来。
这股火，要烧成抗战到底的决心。
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在窑洞的油灯下，写出了那本著名的《论持久战》。
他把南京保卫战当成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来分析，清清楚楚地告诉全国人民：咱们国家大，人多，一时半会儿输不了；但日本工业强，军队厉害，咱们也一下子赢不了。
所以得慢慢来，用我们的土地空间去换战争时间，一点点地消耗鬼子，最后才能把他们拖垮，赢得胜利。
南京城下的那场雪，埋葬了很多人，也照亮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蒋介શ的路，是眼睛朝外看的。
他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上，忙着开会，忙着谈判，想在外交桌上给中国争个面子，换点援助。
他的眼神，始终盯着华盛顿、伦敦，盼着外力能来解围。
毛泽东的路，是眼睛朝内看的。
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广阔的农村，投向了那些穿着粗布衣、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庄稼汉。
他相信，战争最大的力量，就藏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
后来，晋察冀的农民，在地里不光会种庄稼，还会埋地雷；微山湖的渔民，撑着小船不光会打鱼，还会给游击队送信。
历史这杆秤，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在慢慢地动。
1943年，蒋介石凭着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在开罗会议上和罗斯福、丘吉尔坐到了一起，为中国争得了“四强”的地位，这是外交上的胜利。
可他最想要的、能决定战局的实质性援助，却没等到多少。
就在同一年，一份战报从苏北根据地送到毛泽东的桌上。
报告说，几个村的民兵，靠着自己做的土枪和锄头，干净利落地干掉了一小队出来扫荡的日本兵。
毛泽东看完，提笔批了几个字：“此即人民战争之伟力。”
南京的陷落，让中国人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最终，还得靠自己，把四万万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才能把侵略者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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