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秀英父女初到郓城，是去雷横家里拜了码头的。
卖唱这种营生，真正的风险不在客人，而在地方秩序。
衙役、都头不必天天出现，但只要一句话，就足以决定你还能不能在这里站住脚。
白秀英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先去见雷横，意图明确：认个脸，表个态，说明“我懂规矩”。
但这次拜码头，没有完成。
雷横不在城中。
在地方社会里，人不在，等于关系没有被点亮；没有点亮，后面的一切，就只能靠各自的理解和经验来填补。
等雷横回来，他是想补上这一层关系的，所以直接去了戏场。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听曲”。
但从秩序的角度看，这一步已经带着明确的意味。
雷横坐的是青龙位。
那不是普通客人的位置，而是身份象征，是主权宣告。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带钱。
这里不能简单理解为“忘了”。
忘了，本身就是一种习惯的结果。
普通人出门消费，什么都可能忘，唯独不会忘了带钱。
只有一个人长期处在“付不付钱都无所谓”的位置上，才会允许自己忘记。
对雷横而言，在县城里“消费”，早已不需要明确的付费意识。
他习惯的是：先坐下，先出现，钱的事以后再说，甚至不用他说，自然会有人帮他圆过去。
这甚至已经不是恶意，而是一种被长期默许之后形成的本能。
所以，他也许确实没想到白秀英会来问。
也可能，他本就默认——不会有人敢问他要钱。
这两种可能并不冲突。
但对白秀英来说，这一幕却极其危险。
她看到的不是“某位客人忘了带钱”，而是一个身份坐实、但规则尚未明确的场面。
如果她此刻退让，这个场子的规则，就会被永久性地写成另一套：身份高的人，可以不结账。
于是，她端着盘子走了过去。
她说的话，一句比一句在理。
“头醋不酽二醋薄”，是提醒雷横带头立规矩。
“既来听唱，如何不带钱”，是点破逻辑矛盾。
“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是拒绝空头承诺。
这是市场规则，是她赖以生存的那套秩序。
从道理上说，她没有一句是说错的。
但她忽略了一点。
她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客人，而是一个已经习惯不必当场结账的人。
雷横脸红了。
这不是羞愧，而是警觉。
他意识到，白秀英不是在讨钱，而是在当众要求他把身份兑换成现金。
如果这一步被完成，他在地方秩序中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从“默认有效”，变成“需要即时兑现”。
这对雷横来说，是降格。
事情到这里，其实仍然有退路。
如果白秀英收手，这次冲突或许会被吸收进惯常的灰色地带。
但偏偏，白父随后出面。
他非但没有私下调停，而是当众辱骂。
到这一刻，就是掀桌了。
从“你付不付钱”，变成了“你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从强龙与地头蛇之间的试探，变成了公开挑战。
雷横已经没有选择。
不是因为他暴躁，而是因为这套地方秩序已经把他推到了一个必须回应的位置。
如果他退了，郓城县里的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个都头的身份，是可以被外来人当众拆解的。
于是，雷横动手。
这不是情绪的爆发，而是秩序的闭合。
白秀英的死，也不是因为她讲理，而是因为她把一场本该在暗处完成的确认，逼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在这里，施耐庵并没有替任何一方辩护。
他顺着当时男性读者的直觉，让你觉得：雷横有他的道理，白秀英不识相。
但他也把这一切写得足够完整。
这就是真正的好作品。
意味深长，却又含而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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