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您是李向阳先生吧？我是赵卫东的儿子赵磊 —— 我爸走之前，让我把这个给您父亲。”
2011 年深圳的初夏，空调风还带着凉意，我却在办公室门口撞见了这样一个攥着旧笔记本的男人。
他衬衫袖口磨得发白，裤脚沾着长途汽车的尘土，怀里那本硬壳日记的封皮被摸得发亮，边角卷成了淡褐色的波浪，像极了我记忆里 1991 年那个夏天，父亲被从农资站架出来时，攥皱的那页开除通知。
没人会忘 1991 年的事。那年我 8 岁，妹妹刚满月，父亲还是县农资站的供应科科长，手里管着全县的化肥调配，家里的粮票、煤票总堆在抽屉最上层。
可一封匿名举报信毁了一切 —— 医院的出生证明、邻居的证词，连母亲买奶粉的收据都被附在里面。
全社大会上，父亲最信任的同事赵卫东站出来说 “要大义灭亲”，转天父亲的公职就没了，我们从单位分的房子搬到城郊漏雨的小平房，父亲去码头扛 60 斤的化肥袋，肩膀磨出血也不敢歇，就为了给发烧的妹妹凑 20 块医药费。
二十年过去，我接手了父亲的外贸公司，他早已不常提当年的事，只是那个装着举报信复印件的铁盒，始终锁在书房最里面。
可眼前的赵磊，却把一本比铁盒里的纸更旧的日记递过来，指尖的茧子刮过日记封皮时，我突然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赵卫东这辈子，就没干过一件敞亮事。”
赵磊的声音发颤，突然 “扑通” 一声跪了下去，“当年的事…… 我们错了。”
这个迟到了二十年的真相，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叫李向阳，今年39岁，如今是深圳一家外贸服装公司的总经理。
但每当我走进父亲李建军的书房，看到那个铁盒里压着的举报信复印件——纸张边缘发脆，字迹洇着当年的墨痕，就会瞬间跌回1991年那个闷热的夏天。
那封匿名信，像一把刀，划破了我们家原本安稳的日子，也刻下了父亲半生的起落。
1991年7月，河源县医院产房外的梧桐树上，蝉鸣聒噪得让人烦躁。
父亲李建军攥着衣角，手心的汗把的确良衬衫浸湿了一大片。
他那年33岁，是县农资站的供应科科长，手里管着全县的化肥、种子调配，是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论能力，他跑遍了全县20多个乡镇，能准确报出每个村的耕地面积；论口碑，下乡时农户总留他吃晌午饭，塞给他自家种的黄瓜、西红柿。
“李科长，是个闺女，母女平安！”
护士掀开布帘的声音，让父亲紧绷的肩膀松了一瞬，但紧接着，眉头又拧成了疙瘩。
这是我们家第二个孩子，我妹妹李向红。
那年头，计划生育政策抓得严，“超生”两个字对吃公家饭的人来说，就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当时8岁，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知道父亲为什么愁——前阵子单位开大会，书记还特意强调“谁违反政策，就砸谁的铁饭碗”。
母亲王秀兰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却笑着，把妹妹裹在碎花襁褓里递到父亲面前：“你看这眉眼，多像你，双眼皮随你。”
父亲勉强笑了笑，指尖碰了碰妹妹软乎乎的脸蛋，心里却在打鼓：他原本盘算着，自己是农资站的“业务骨干”，去年帮单位谈成了省里的化肥调拨单，挽回了十几万损失，领导说不定会“网开一面”；再找亲戚托托关系，罚点款，这事总能压下去。
可他没料到，第一个来医院探望的，不是亲戚，而是他的“好兄弟”——农资站供应科副科长赵卫东。
赵卫东比父亲大4岁，两人一起进的农资站，当年父亲入党，还是赵卫东做的介绍人。
平时两人常一起喝酒，谁家有事都互相帮衬：我家换煤气罐，赵卫东准带着儿子赵磊来搭手；赵卫东家盖偏房，父亲连着帮了三天忙。
那天赵卫东提着两罐水果罐头、一兜苹果，进门就笑：“建军，恭喜啊！儿女双全，这是天大的福气！”
他凑到父亲身边，压低声音说：“你别愁，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打听了，书记家远房亲戚也超生，就把孩子户口落乡下了，罚了五百块完事。你这边有动静，我帮你盯着，咱哥俩啥关系！”
父亲当时红了眼，攥着赵卫东的手说：“老赵，这辈子我记你这个情。”
他哪知道，这句“记情”，后来会变成扎心的刺。
1991年8月中旬，农资站突然通知开全社职工大会。
父亲出门前，母亲还特意叮嘱：“少说话，别跟人起冲突。”
他点点头，揣着刚托人弄来的“妹妹落户乡下”的证明，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父亲坐在第三排，身边就是赵卫东。
赵卫东那天穿了件新的蓝涤卡衬衫，头发梳得锃亮，跟父亲小声说：“估计是传达秋收的化肥调配任务，别紧张。”
可当县纪委的两个人跟着站长走进来，父亲的心一下子沉了。
站长敲了敲桌子，声音像冰：“今天通报李建军同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经调查，李建军超生第二胎，证据确凿！”
父亲猛地抬头，看见站长手里拿着一叠纸：“这是匿名举报信，附了医院的出生证明复印件、家属楼邻居的证词，还有李建军家近三个月的奶粉购买记录。”
“不可能！”父亲腾地站起来，“我妹妹户口都要落乡下了，谁举报的？”
满屋子的目光都聚在他身上，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
这时，赵卫东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带着“痛心疾首”：“站长，各位同事，我有话要说！我是李建军的入党介绍人，他犯了错，我有责任！作为党员，不能因为他业务能力强就姑息——我坚决拥护组织开除他的决定！”
父亲像被雷劈了一样，盯着赵卫东：“是你？医院证明、邻居证词，除了你，谁能弄到这些？”
赵卫东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很快又镇定下来：“建军，你别血口喷人！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怎么能怪别人？”
站长拍了桌子：“李建军，你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出去！”
两个保卫科的人架着父亲往外拖，他回头看，赵卫东正低着头，嘴角却藏着一丝得意。
当天下午，父亲的开除通知就贴在了农资站门口。
我们家的福利也没了——单位分的两居室要收回，粮票、煤票被停发，就连父亲每个月58块的工资，也没了着落。
那天晚上，赵卫东提着一兜鸡蛋来家里，从口袋里掏出300块钱：“建军，我知道你难，这点钱你拿着。科长的位置……组织让我暂代，我也是没办法。”
父亲把钱扔在地上，红着眼吼：“赵卫东，你滚！我李建军就算饿死，也不花你这昧良心的钱！”
赵卫东捡起钱，叹了口气：“你这脾气，难怪……”
话没说完，就被父亲推出了门。
被开除后，我们家的日子一下子掉进了冰窖。
单位收回了房子，我们搬到了城郊的小平房，漏雨的屋顶得用塑料布接着。
母亲在街道办的小五金厂打零工，一天挣 2 块 5，够买两斤玉米面。
我上学的学费 32 块，母亲凑了半个月才凑齐；
妹妹才满月，母亲奶水不够，一罐 38 块的奶粉，能省就省，常兑着米汤喂，
妹妹饿得起夜哭，母亲抱着她，眼泪掉在妹妹的襁褓上。
父亲找活干，却处处碰壁 —— 农资站的开除通知传遍了县城，
工厂不要他，商店嫌他 “有污点”，最后只能去码头扛包。
10 月的河源码头，气温降到 12 度，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父亲穿着那件旧军大衣，扛着 60 斤的化肥袋，从船到仓库，一趟挣 4 块 5。
一天下来，他的肩膀磨得出血，晚上回家，母亲用热毛巾给他敷，疼得他龇牙咧嘴，却从不说一句苦。
有次父亲在菜市场门口摆摊卖自家种的白菜，被城管没收了秤杆，还罚了 20 块。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父亲浑身湿透地回家，刚进门就听见妹妹的哭声 —— 妹妹发烧到 38.8 度，小脸通红，呼吸急促。
母亲抱着妹妹，眼泪直流：“没钱去医院，这可咋办啊！”
父亲没说话，抓起雨衣就往外跑，敲开了邻居家的门，
“扑通” 一声跪下：“张婶，求您借我 20 块，我女儿快不行了！”
那天晚上，父亲抱着妹妹冲进医院，输了两瓶液，妹妹的烧才退。
回家的路上，父亲走在雨里，突然停下脚步，攥着我的手说：
“向阳，爸发誓，就算豁出命，也得让你们娘仨过上好日子！”
1992年春节刚过，父亲做了个决定——去深圳。
当时电视里天天播深圳的改革开放新闻，说那里“遍地是机会”。
父亲把家里仅剩的120块钱揣在怀里，跟母亲说：“给我三个月，混不出样，我就回来扫大街。”
母亲没拦他，从枕头底下摸出用手绢包着的18块钱：“路上买碗热汤喝，别饿着。”
父亲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到深圳时，身上的钱只剩56块。
他在布吉的城中村租了个75块一个月的小单间——没窗户，白天也得开灯。
他找过工地小工，端过餐馆盘子，直到在布吉布料批发市场帮一个叫陈老板的人扛货，才算抓住了机会。
陈老板开了家小针织厂，积压了一批涤纶布料——花色过时了，没人要。
父亲看了布料，跟陈老板说：“这布结实，做工地工装正好，我在河源跑过乡镇，知道工人需要啥。”
陈老板半信半疑：“你能卖出去？”
父亲拍了胸脯：“卖出去给我10%提成，卖不出去我分文不取。”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父亲每天揣着布料样本，跑遍了深圳的建筑工地。
他知道怎么跟包工头谈：“这工装耐穿，洗十次都不变形，比你们现在买的便宜三成。”
靠着在农资站练出的“嘴皮子”和实在，他先拿下了一个建筑队的3000套订单，接着又谈成了一家电子厂的2000套。
陈老板的积压布料卖光了，给了父亲9800块提成——这在当时，相当于父亲在农资站两年的工资。
父亲没飘，跟陈老板说：“咱们合伙做外贸吧，我有渠道，您有工厂，利润五五分。”
陈老板盯着他看了半天，说了句：“行，我信你。”
1992年下半年，他们接了第一个外贸订单——4万件T恤，出口到马来西亚。
这一单，父亲赚了2万8。
他第一时间给家里寄了5000块，还写了封信，让母亲把我和妹妹接到深圳。
那年冬天，我们搬进了深圳的三室一厅，我转学到了当地的小学，妹妹终于能喝上足量的奶粉。
除夕夜，餐桌上摆着鸡、鱼、红烧肉，母亲吃着吃着就哭了：“建军，咱们总算熬出头了。”
父亲笑着给她夹了块鱼：“这才刚开始。”
时间一晃到了2011年，我已经接手了父亲的公司，父亲退居二线，偶尔去公司看看。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订单，秘书进来汇报：
“李总，有个叫赵磊的人找您，说是河源来的。”
“赵磊”这个名字，我有点耳熟——直到一个穿着旧夹克、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进来，我才想起，他是赵卫东的儿子，当年跟我一起上过小学。
赵磊比我大两岁，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老，手里攥着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局促地站在门口：
“向阳，我……我找你爸，有急事。”
我把父亲叫了过来。父亲看到赵磊，愣了一下，没说话，让他坐下。
赵磊打开笔记本，纸张已经脆得怕碰，上面是赵卫东的字迹，歪歪扭扭的：
“1991年7月，建军家生了闺女，我知道机会来了……举报信是我写的，医院证明是我托亲戚弄的，邻居证词是我编的……我想当科长，想了好几年……”
“1995年，我贪了农资站的化肥款，被查了，降了职……这些年，我总梦见建军在码头扛包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
“2009年，我得了胃癌，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跟儿子说，要是有机会，就去找建军，把笔记本给他，替我道歉……”
赵磊的眼泪掉在笔记本上：
“叔，我爸当年实在没办法了……”
他突然“扑通”一声跪下：
“叔，求您帮我一把，我给您磕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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