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爸，下辈子我还做您女儿，行吗？”病床前，李芳紧紧握着养父王建军的手，泪如雨下。
1970年寒冬的清晨，24岁的纺织厂维修工在铁路桥洞捡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从此一生未娶，将全部心血倾注在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身上。
从奶粉都买不起的窘迫岁月，到女儿考上大学的骄傲时刻，这个平凡男人用三十四年时间诠释了“父亲”二字的全部含义。
直到2003年秋天，两辆黑色轿车驶入破旧的小院，一个衣着考究的女人颤抖着摘下墨镜，在满院落叶中缓缓跪地，喊出了那句埋藏半生的称呼。
而她身后，还跟着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
1970年，我二十五岁，在县城的纺织厂当维修工。
每月工资三十四块八，在那个年代，算是还不错的收入。厂里几个老师傅给我介绍过对象，见面有两三次，都没成。人家嫌我话少，家里又没老人帮衬。
那年冬天特别冷，十二月刚过一半，河面就结了厚厚的冰。
那天我上早班，天还是漆黑一片。我蹬着那辆二手自行车，沿着厂区后边的小路往单位赶。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车链子嘎吱嘎吱的响声。
快到铁路桥洞时，我听见了哭声。
细细的，像小猫叫。我捏住车闸停下来，仔细听了听。声音是从桥洞旁边的水泥管子里传出来的。
我放下车走过去。管子口塞着些破麻袋，我用手扒拉开，里面是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个婴儿，小脸冻得发青，嘴唇都紫了。
我赶紧把孩子抱出来，裹进自己的棉袄里。孩子在怀里动了动，哭声小了。
“谁家的孩子扔在这儿？”我朝四周看了看。桥上过火车的轰鸣声由远及近，然后又远去。天色开始泛白，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
孩子在棉袄里动了动。我低头看，她睁开了眼睛，黑亮的眼睛直直看着我。那一刻，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我把孩子带回了家。
那会儿我住在纺织厂的家属院，一间十二平米的平房。进屋后我赶紧生炉子，烧了热水，给孩子擦洗。是个女婴，看着也就刚满月的样子。
邻居周大姐听见动静过来看，一进门就愣住了：“建军，这哪来的孩子？”
“铁路桥洞捡的。”
周大姐凑近看了看，摇摇头：“造孽啊，这么冷的天。你打算咋办？送派出所？”
我正给孩子裹小被子，头也没抬：“我先养着吧。”
“你养？”周大姐声音都高了，“你一个大小伙子，自己日子都过不利索，还养孩子？”
“总能养活。”我说。
周大姐叹口气，帮我找了点旧衣服改尿布。临走时说：“建军，你可想清楚了。这养孩子不是养小猫小狗，是一辈子的责任。”
“我想清楚了。”我说。
给孩子取名李芳。李是我母亲的姓，芳是希望她像花儿一样好好长大。
从那天起，我成了个单身父亲。
养孩子比我想象的难太多了。
头一个月，我几乎没睡过整觉。李芳两个小时醒一次，要喂奶粉，要换尿布。我白天还要上班，只能把她托给周大姐照看，每月给五块钱。
周大姐家也有两个孩子，但她心善，总是说：“钱不钱的没事，孩子要紧。”
厂里师傅们知道了，说什么的都有。
“建军，你才二十五，捡个孩子养，将来还怎么找对象？”
“就是，养大了也是别人家的。”
我只是笑笑，不多解释。下班铃一响，我就第一个冲出厂门，骑上自行车往家赶。心里惦记着孩子是不是哭了，是不是饿了。
工资三十四块八，奶粉一袋就要三块多。我开始省吃俭用，中午在食堂只打一个菜，晚饭常常是馒头就咸菜。但给李芳买奶粉、买小衣服，我从不犹豫。
李芳半岁那年，厂里工会主席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女方是县医院的护士，姓赵，二十八岁。见面那天，我把李芳也带去了。
赵护士看到孩子，愣了一下：“这是……”
“我女儿。”我说。
“你结婚了？”她有些惊讶。
“没有。孩子是我捡的，养了半年了。”
赵护士沉默了一会儿，给李芳剥了颗糖，然后抬头看我：“王师傅，你是个好人。但我家里情况复杂，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我可能……没法接受这样的情况。”
我点点头：“理解。”
她走的时候，塞给李芳两块钱：“给孩子买点吃的。”
后来又有过两次介绍，对方一听我养着个捡来的孩子，就都没了下文。渐渐地，也就没人再给我说亲了。
我不觉得遗憾。每天下班回家，看到李芳伸出小手要我抱，心里就满满的。
李芳三岁时，该上幼儿园了。厂办幼儿园一个月六块钱，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我还是给她报了名。
报名那天，李芳背着我用旧布给她缝的小书包，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逢人就说：“我要上学啦！”
周大姐看着直笑：“这孩子，灵得很。”
1977年，李芳七岁，上小学了。
那年我通过考核，从三级工升到四级工，工资涨到四十六块五。日子稍微宽松了点。
李芳读书用功，成绩一直很好。每次开家长会，老师都会表扬她。
“王师傅，李芳又考了双百。这孩子聪明，你要好好培养。”
我搓着手笑：“是老师教得好。”
但孩子大了，烦恼也来了。
有一天李芳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趴在床上哭。我吓了一跳，赶紧问她怎么了。
她抬起哭花的脸：“爸，他们说我……说我是捡来的野孩子。”
我心里一紧，在她床边坐下。
“芳芳，”我慢慢说，“你确实不是爸爸亲生的。但爸爸对你，跟亲生的没两样。”
“那我的亲爸亲妈呢？他们为什么不要我？”李芳眼泪又下来了。
我给她擦眼泪，手有些抖：“爸爸不知道他们是谁。但爸爸知道，你是好孩子，是爸爸的宝贝女儿。”
李芳扑进我怀里，哭得更大声了：“我不要找他们，我就要爸爸！”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看着身边熟睡的孩子，我想了很多。养她八年，从没后悔过。但孩子终归会长大，会有自己的心事。我能做的，就是给她足够的爱，让她知道，这个家永远是她的依靠。
1982年，李芳十二岁那年，我父亲去世了。
父亲在老家卧床两年，我每个月寄十块钱回去。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建军啊，爹对不住你，没给你成个家。但你把芳芳养得这么好，爹走得安心。”
我握着父亲干枯的手，说不出来话。
他又看看站在床边的李芳：“芳芳，要孝顺你爸。他这辈子，不容易。”
李芳哭着点头：“爷爷，我会的。”
父亲走后，老家就没什么亲人了。我和李芳，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1984年，李芳十五岁，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我们俩对着那张纸看了好久。
“爸，我考上了。”李芳声音有点颤。
“好，真好。”我拍拍她的肩。
但高兴过后，现实问题就来了。市一中是寄宿制，学费加住宿费，一学期要一百五十块。我每月工资五十二块，除去生活费，攒不下多少钱。
李芳看了看通知书上的费用明细，小声说：“爸，要不我还是上县中吧，县中不要住宿费。”
“那不行。”我斩钉截铁，“市一中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钱的事你别操心，爸来想办法。”
我开始利用休息时间接私活。厂里谁家的缝纫机坏了，自行车出问题了，我都去修。晚上回家，还从街道领手工活——糊火柴盒，糊一个挣两分钱。
常常一糊就是半夜。李芳作业写完了也来帮我，手指被浆糊泡得发白。
“你去睡觉，明天还要上课。”我赶她。
“爸，您也早点睡。”她不肯走。
有次糊到凌晨一点，我抬头看见李芳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没糊完的火柴盒。灯光下，孩子的脸已经有了少女的轮廓。我心里一阵酸涩，又一阵欣慰。
高二那年冬天，我在车间检修机器时出了事故。
一台老式织布机的传动轴突然松动，我伸手去扶，右手被卷了进去。几个工友赶紧拉闸，把我送到医院。
右手食指和中指骨折，虽然接上了，但留下后遗症，阴雨天就疼得厉害，握东西也使不上劲。
厂里按工伤处理，赔了我一千二百块钱。
李芳从学校赶回来时，我已经出院在家休息了。
“爸，您的手……”她看到我缠着纱布的手，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没事，养养就好了。”我故作轻松，“你快回学校去，别耽误功课。”
“我不回去了。”李芳擦擦眼泪，“我在家照顾您。”
“胡说！”我难得对她发火，“马上要高考了，你敢耽误学习试试？”
李芳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语气软下来：“芳芳，爸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要是为了爸耽误了前程，爸这辈子心里都不安生。”
李芳最终回了学校。走之前，她给我换了药，做了顿饭，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1986年夏天，高考成绩出来了。李芳考了五百七十六分，被上海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的手又抖了起来。这次不是因为伤，是因为激动。
“爸，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李芳抱着我又哭又笑。
“好，好，爸就知道你行。”
高兴过后，愁事又来了。
大学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要两千多块。我手里只有工伤赔的那一千二，还差一大截。
我去找车间主任，想预支半年工资。
主任很为难：“建军，不是我不帮你。厂里现在效益不好，工资都发得断断续续的，哪还有钱预支啊。”
我蹲在车间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主任跟出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我个人借你的五百。你先拿着，不够再想办法。”
我握着那个信封，喉咙发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勉强凑够了第一年的费用。
送李芳去上海那天，我起了个大早，给她煮了鸡蛋面。吃饭时，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
“芳芳，这里面是一千八百块钱，你拿着。”
“爸，家里还有钱吗？”李芳没接。
“有，有，你别操心。”我把布包塞进她行李最里层，“到了学校，该吃吃，该用用，别太省。钱不够了就给爸打电话。”
其实家里只剩不到八十块钱了。但我没告诉她。
火车站台上，李芳趴在车窗上朝我挥手。火车慢慢开动，越来越快，最后变成一个黑点。
我站在原地，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李芳上大学后，我每个月要给她寄两百块生活费。
我那点工资根本不够。除了厂里的工作，我开始去建筑工地找零活。五十多岁的人，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起搬砖、扛水泥。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
但我每个月都按时去邮局汇款，从没迟过。
电话费太贵，我们约定每两个星期通一次信。李芳的信总是写得很长，说学校的生活，说上海的样子。我的回信很短，总是那几句：“爸很好，别惦记，好好学习。”
大三那年，李芳在信里说，她申请到了助学金，让我少寄点钱。
我回信说：“助学金是你该得的，爸该寄的还是得寄。你在上海开销大。”
其实那时我已经查出了胃溃疡。医生说要住院治疗，我舍不得花钱，只开了点药回家吃。
1990年春节，李芳带了个男孩子回家。
“爸，这是我同学，陈伟。”李芳介绍道，“我们在一个系。”
陈伟个子高高瘦瘦的，戴副眼镜，很斯文。他见我有些拘谨，恭恭敬敬叫了声“叔叔”。
“爸，陈伟家也是咱们省城的，学计算机的。”李芳说这话时，脸微微红了。
我看看陈伟，又看看李芳，心里明白了几分。
那个春节，陈伟在我家住了五天。小伙子很勤快，帮我修好了漏水的屋顶，还给家里拉了新的电线。他知道李芳的身世后，很认真地对我说：“叔叔，您不容易。以后我会和李芳一起好好孝敬您。”
李芳在旁边，眼睛红了。
1992年，李芳毕业了，被上海一家外资公司录用，月薪九千块。
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声音激动得发抖：“爸，我有工作了！以后我养您！”
我握着话筒，笑得合不拢嘴：“好，好，爸等着享你的福。”
1993年秋天，李芳和陈伟结婚了。
婚礼在上海办，不大，但很温馨。我穿着李芳给我买的新西装，坐在主桌，看着女儿穿着白色婚纱走来。
那一刻，我眼前闪过很多画面：桥洞里的包袱，第一次睁开的眼睛，背着小书包上幼儿园，高考前的挑灯夜读……
李芳和陈伟来给我敬酒。李芳眼睛湿湿的：“爸，谢谢您。”
“傻孩子，谢什么。”我拍拍她的手。
陈伟的父母也来了，都是省城中学的老师，知书达理。陈伟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说：“王大哥，您把李芳培养得这么好，我们全家都感谢您。”
婚礼后，李芳想让我留在上海。
“爸，您就跟我们一起住吧。我和陈伟照顾您。”
“不了，”我摇摇头，“爸还要上班呢。等退休了再说。”
“可是您一个人在家……”
“一个人习惯了。”我笑笑，“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别总惦记我。”
其实我是怕给他们添麻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我一个老头子，还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自在。
1995年，我六十岁，正式退休了。
退休金每个月八百三十块，在县城够花了。李芳每个月还给我寄一千五，我都存进银行，舍不得动。
“爸，您怎么不花钱？”李芳每次打电话都问。
“我一个老头子，花不了什么钱。”
“那钱就是给您花的，您别省。”
“好好好，知道了。”我总是这么应着，但依旧节俭。
1997年，李芳生了女儿，取名陈悦。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去上海看孙女。抱着那个软软的小生命，我的手有点抖。
“爸，您看悦悦像谁？”李芳靠在床边问。
我仔细看了看：“眼睛像你，鼻子像陈伟。”
“嘴巴像爷爷呢。”陈伟在旁边笑着说。
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月。李芳和陈伟又要我留下来，我还是没答应。
“等悦悦再大点，能上幼儿园了，我再来长住。”我说。
其实我心里清楚，两代人生活习惯不同，住久了难免有矛盾。我不想让孩子们为难。
回到县城，家里更安静了。但我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记些日常琐事，等李芳打电话时，能跟她说说。
1999年，李芳升职了，当上了部门主管，年薪三十五万。她给我的生活费涨到每月三千。
“爸，您该吃点好的，别总凑合。”
“知道了，爸今天炖了排骨。”其实我中午吃的是青菜面条。
2000年春天，我咳嗽越来越厉害，去医院检查，是慢性肺炎，需要住院。
我没告诉李芳，自己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天。出院那天，还是被来家里找我的老同事说漏了嘴。
李芳当天晚上就飞回来了。
“爸，您生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眼睛红红的。
“小毛病，不想让你担心。”
“什么小毛病？医生说是肺炎！您都七十了，能是小毛病吗？”李芳又急又气。
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心里暖暖的，又有点愧疚。
李芳在上海待了十天，把我的医药费全结了，还请了个护工张阿姨照顾我。
“张阿姨，我爸就拜托您了。”李芳临走前叮嘱。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王师傅的。”张阿姨是下岗女工，人很实在。
有次张阿姨问我：“王师傅，李芳不是您亲生的，您为她付出这么多，值得吗？”
我正给窗台上的花浇水，头也没回：“值得。她过得好，我就值了。”
2003年，我七十四了。
身体明显不如从前，走路慢，上下楼喘得厉害。李芳几乎每个星期都打电话，催我去上海。
“爸，悦悦都上小学了，天天念叨想爷爷。”
“等天暖和点，爸就去。”
其实我心里有数。这几年，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胃病、肺病、关节炎。我怕去了上海，真病倒了，给孩子们添麻烦。
十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很好。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拿着李芳和悦悦的合影看。
门外突然传来汽车的声音。
我们这栋老家属院，平时很少有车进来。我放下相框，慢慢站起来往外看。
两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院门口。前面那辆的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穿深色套装的女人。她戴着墨镜，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
我以为是谁家来了亲戚，没在意，准备坐回去。
“请问，这里是王建军先生家吗？”女人开口了，声音有点哑。
我愣了一下：“我是王建军，您找谁？”
女人摘下墨镜。我看清她的脸——五十多岁的年纪，保养得很好，但眼睛周围有明显的皱纹。她的长相，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眼泪突然就从她眼里涌了出来。
她声音颤抖着，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我彻底僵住了，手里的相框掉在地上，玻璃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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