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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初夏，山西阳曲县的山道被太阳晒得发白。
张文光着脚又把布鞋穿上，脚底的血泡早就磨破了。
她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1939年被收养、戴红五星帽的女娃。
这趟寻亲路走得太苦了，换谁怕是都要打退堂鼓。
这天她又累又渴，看见山坳里有户土墙小院，就上前叩门。
开门的妇人穿着沾面粉的粗布衫，听她说明来意，愣了愣就拉她进屋，递上一碗凉水，颤着声说“大妹子，你要找的人，就是我”。
这句话一出来，张文手里的粗瓷碗“当啷”掉在桌上。
换作任何人，十二年的牵挂突然有了着落，大概都会是这种失魂落魄的模样。
开门的妇人叫白银翠，她说自己清楚记得那个黄昏，八路军小分队把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孩塞进她怀里，孩子头上就别着颗红五星。
本来想多问几句细节，可看着白银翠泛红的眼眶，张文突然就说不出话了。
红五星为证，十二年寻亲终得偿
白银翠说，这孩子她取名“红红”，会说的第一句话是“娘”，第二句就是“红星”。
后来红红从小姨家被连夜接回来，见到张文，从兜里掏出那顶褪色的红五星帽。
那一刻，张文把女儿搂进怀里，十二年的思念全化作了哭声。
其实这颗红五星，不只是寻亲的信物，更是一段革命情缘的见证。
要讲清楚这事儿，还得倒回1936年的四川旺苍。
当时红四方面军在这儿休整，办了场运动会。
十八岁的张文是宣传队员，站在土台上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嗓音亮得像山涧的泉水。
台下时任军参谋长的洪学智，居然看愣了忘了鼓掌。
本来想就这么各自忙各自的，可军长王宏坤瞧出了端倪，主动要当红娘。
洪学智二十七岁还没成家，张文呢，父母被地主逼死，女扮男装投奔红军，就想报仇。
两人在河边谈了一次，洪学智说等革命胜利，就陪她回大巴山看桂花。
就这一句话，把张文的心说软了。
年底他们办了婚礼，一碗南瓜饭，一杯苞谷酒，就算定了终身。
战火中的别离，藏着最深情的牵挂
婚后不到两个月，洪学智就随部队开拔，这一去就是三年。
两人只能靠书信传情，1939年春，张文在延安窑洞里生下了女儿。
洪学智抱着孩子，笨拙地晃着，取名“醒华”，意思是记得中华苦难，也记得中华会醒。
可幸福没持续多久，日军要扫荡晋察冀，部队必须转移。
带着婴儿行军，哭声很可能暴露目标。
洪学智在油灯下抽了一夜烟，天蒙蒙亮时，把自己帽子上的红五星剪下来，缝进女儿的小帽。
无奈之下，只能找老乡寄养。
1939年5月，他们把孩子送到阳曲县东峪庄的任宝娃老两口家，留下半袋小米和一条军毯，深深鞠了一躬就走了。
张文追到村口，被洪学智一把揽住，不让她回头。
后来任宝娃夫妇体弱多病，养不动孩子，又托人把孩子转到了白银翠家。
白银翠刚夭折了亲生女儿，见红五星就哭了，说这是八路军的后代，她养。
这十二年里，洪学智从华北打到东北，再到海南岛。
张文则跟着部队做民运、抬担架、救伤员。
他们不敢打听孩子的消息，怕听到噩耗，更怕暴露收养孩子的老乡。
抗战胜利了，又打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两人才敢提寻亲的事儿。
1950年冬天，洪学智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要入朝作战。
临行前，他把张文的手握得生疼，说自己这一去生死难料，但闺女还在山西。
他答应张文，胜利回来就一家团圆，要是回不来，就让张文一定要找到女儿，告诉孩子爸妈没不要她，是战争把他们分开的。
张文含着泪点头，连夜给她缝了九双棉袜，每只袜口都绣了颗小红星。
1951年4月，张文带着介绍信，背着干粮只身去了山西阳曲。
县委郭书记帮她发了千份寻人启事，村干部也天天用喇叭喊，可一开始都没消息。
她挨家挨户问，脚底磨破了，嗓子也哑了。
本来想是不是找不到了，可没想到在山坳里遇到了白银翠。
重逢之后，张文拉着白银翠的手说，没有她就没有醒华，以后三家并一家，让孩子给两个妈养老。
半个月后，醒华跟着张文去了北京。
洪学智在朝鲜前线收到电报，只有八个字“红星到手，父女平安”。
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捧着电文就哭了，当即寄给白银翠800元积蓄和一封长信，说她救了自己的女儿，也救了自己的后半生。
后来醒华考入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主动回山西农村当赤脚医生。
她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两顶崭新的红军帽，一顶给生母，一顶给养母，帽檐里缝了张纸条“红星不老，血脉相连”。
再后来她主持研制出我国首支无氟药用气雾剂，拿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把奖章一分两半，分别挂在两位母亲胸前。
如此看来，这颗红五星从来都不只是一顶帽子上的装饰。
它是战争年代父母对孩子的牵挂，是老乡对红军的信任，是革命后代传承的精神。
阳曲县的山道依旧蜿蜒，那颗在战火中缝进帽檐的红五星，如今被更多后人别在胸口。
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为何出发；无论山河怎样，总有人在默默守护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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