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一九七五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就在推车要进手术室的那一瞬间，那个已经瘦得脱了相的老人，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这么一句话。
周围的医生、护士，还有警卫员，听到这一嗓子，眼泪哗啦一下全下来了。
大伙心里都堵得慌，谁能信啊？一个为新中国操碎了心的总理，在生命最后一次大手术前，最想干的事儿竟然是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次大手术了。
其实当时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一进去，能不能再活着出来，真就是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但这一年，周恩来手头压着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多到他根本不敢闭眼。
特别是他手里攥着的两份名单，一份是想把监狱里关了半辈子的人放出来，另一份是想把海峡对面的人接回来。
这两份名单，成了他最后日子里，怎么也放不下的心结。
咱们先把时间往前拨几个月，看看一九七五年6月9日那天发生了什么。
那是贺龙元帅逝世六周年的日子。
那天北京的天气挺闷的，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其实早就不能出门了，医生护士轮番劝，让他就在医院歇着。
但他那脾气上来，谁也拦不住，非要去，还得亲自去。
到了八宝山，车门一开，周恩来下车的时候，腿都在打晃。
他没让人搀着，一步一步挪到贺龙的骨灰盒前。
他没说话，就是在那儿鞠躬。
一鞠躬，二鞠躬……一直鞠了七个躬。
在场的贺龙夫人薛明，站在旁边早就哭成了泪人。
周恩来走过去，那双手抖得厉害，紧紧握着薛明的手。
他对薛明说，自己没有保护好贺龙，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他心里难过。
这事儿在周恩来心里，就是个过不去的坎。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中央就准备给贺龙恢复名誉。
文件送到周恩来案头的时候，他正戴着老花镜，一边输液一边看。
在那份原稿上，写的是贺龙同志“曾作出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拿着笔，在那儿停了好久。
最后，他把“重要”两个字划掉了，在旁边重重地写上了“重大”两个字。
就这两个字，一字之差，分量天差地别。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个字的改动，就是对一位老帅一辈子最硬气的肯定，也是给在那段日子里受委屈的老战友们，撑起了一把伞。
做完这一切，周恩来看着贺龙的孩子们，轻轻叹了口气。
他对孩子们说，他的时间也不长了。
02
处理完老战友的事，周恩来又把目光盯向了监狱。
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发话了，说监狱里那些国民党战犯，关了这么多年，该放就放了吧。
这事儿听着简单，那是上面一句话，但执行起来全是细节，全是雷。
这活儿落到了周恩来手里，他那个细致劲儿又上来了。
他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叫来，一条一条地嘱咐。
他说放人的时候要开欢送会，得请人家吃饭，还得像样点，多弄点鱼和肉。
最绝的是，他特别交代，每人还给发100块钱零花钱。
你得知道，在一九七五年，100块钱那是一笔巨款，够一家老小吃半年的。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批战犯里，有10个人提出想回台湾。
按理说，这些人当年都是跟共产党死磕的，现在要回台湾找那边的人，换一般人肯定觉得这是放虎归山，心里肯定犯嘀咕。
但周恩来听了汇报，大手一挥，说放！
不仅放，路费我们出，手续我们办，要是那边不要，想回来的随时欢迎。
这波操作，直接把格局拉满了，也把那帮战犯给整懵了，他们这辈子也没想到能有这待遇。
可接下来的事，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甚至有点哭笑不得。
这10个人拿着大陆给的路费，兴冲冲地跑到香港，准备转机回台湾。
结果呢？台湾那边直接把大门给锁死了。
理由很奇葩，说这些人是中共搞的“统战工具”，死活不让进。
你品品这事儿：共产党这边好吃好喝送路费，国民党那边却把自家的“忠臣良将”拒之门外，当成了皮球踢。
这其中有个叫蔡省三的，当年可是蒋经国的心腹铁杆，那是核心圈里的人。
他在香港左等右等，把脖子都等长了，就是等不到一张入台证。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这事儿传到北京，周恩来躺在病床上，看着报告，心里那个滋味，估计比黄连还苦。
这不仅仅是几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两岸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比铁还硬。
03
蔡省三回不去台湾，就在香港滞留下来，开始写文章。
他把自己的经历、对两岸的看法，一篇篇写出来。
这些文章后来被新华社编进了《参考消息》的内参里，送到了北京。
这时候的周恩来，身体已经到了极限，癌细胞扩散全身，疼起来的时候，就在床上缩成一团，冷汗把床单都浸透了。
但他每天还在看内参，只要是关于台湾的消息，他一条都不放过。
一九七五年9月4日，周恩来颤抖着手，在那份关于蔡省三的材料上，给罗青长写了一张批示。
这张纸条，现在看着都让人心疼。
字迹已经歪歪扭扭，完全不像总理以前那苍劲有力的风格，就像是一个刚学写字的孩子写出来的。
他在批示的最后，连写了三个字：“托、托、托”。
这三个“托”字，写得力透纸背，这是要把祖国统一的大业，死死地托付给后来人啊。
到了12月20日，周恩来已经连水都喝不下去了，高烧一直不退，烧到了38度7。
他又让人把罗青长叫到床边。
罗青长一进病房，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床上的总理，已经瘦得没人样了，简直就是皮包骨头，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周恩来强打精神，想听听台湾那边的情况，想听听那些老朋友的消息。
他说自己想知道，那些在台湾的老熟人，现在都怎么样了。
说着说着，总理的声音越来越小，眼睛慢慢闭上了，陷入了昏迷。
罗青长吓坏了，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医生赶紧冲进来抢救。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缓缓睁开眼。
你猜他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不是喊疼，不是叫苦，也不是问病情。
他看着守在床边的罗青长，满脸歉意。
他对罗青长说，对不起，让罗青长久等了，他太累了，让他休息十分钟，然后再谈。
这一休息，就再也没能谈下去。
那十分钟，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04
除了台湾，周恩来心里还装着另一群人，一群离他很远，甚至素不相识的人。
那是在做第四次大手术之前。
著名的肿瘤专家李冰，急匆匆赶到手术室门口。
她以为总理有什么遗嘱要交代，或者是哪里疼得受不了，或者是想问问手术的风险。
结果周恩来把她叫到床边，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哼。
他问李冰，云南锡矿工人的肺癌发病情况，她知不知道。
李冰一愣，赶紧点头说知道。
周恩来盯着她，断断续续地说，让她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李冰当时就懵了。
那时候，总理自己的膀胱癌已经疼得死去活来，尿血都止不住，每一次呼吸都是煎熬。
可他在生死关头，惦记的竟然是千里之外、一群矿工的肺。
他那时候心里装的全是别人，唯独没有那个叫周恩来的病人。
李冰从手术室出来，躲在楼道里哭得站不起来。
她这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病人，也没见过这样的领导。
一九七六年1月7日深夜，周恩来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病房里静得吓人，只有监护仪发出滴滴的声音。
他微微睁开眼，看到床边围满的医生护士。
他又说了一句让人破防的话。
他对吴阶平医生说，他这里没什么事了，让医生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说那里更需要他们。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在赶医生走，还在为别人占用了医疗资源感到不安。
这就像是一个把自己燃烧干净的蜡烛，在最后一刻，还想把那点余温留给别人。
05
一九七六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
监护器上的心跳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那个一生都在为别人操劳的人，终于休息了。
他这一走，特别“干净”。
没留下一分钱存款，没留下一儿半女，甚至连骨灰都没留，撒进了江河大地。
这事儿吧，你要说他傻，他确实“傻”得透顶。
一辈子身居高位，到头来两手空空，连个给后人念想的物件都没留下几样。
可你要说他精，他比谁都精。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揉碎了，融进了这个国家的骨血里，融进了咱们脚下这片土地里。
那天，长安街上的人群，哭声震天，十里长街全是送行的人。
那天特别冷，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但没人觉得冷。
大家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
他最后写下的那三个“托”字，不仅仅是写给罗青长的，也是写给所有后来人的。
有些重担，他那副瘦弱的肩膀实在是扛不动了，只能托付给未来。
而那个叫蔡省三的人，直到两岸开放探亲，也没能等到周总理亲手签发的那张通行证。
但他记得，在北京的医院里，有个老人到死都在惦记着让他回家。
杨坚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让儿子给败光了；武则天立了一块无字碑，是非功过任人评说。
周恩来没立碑，也没攒钱。
但你看现在的长安街，车水马龙，灯火辉煌。
这盛世，或许就是对他那三个“托”字，最硬气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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