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三元里，比酒吧街还热闹，巷口的非洲鼓点“咚咚”敲着，混着隔壁肠粉档“靓仔，加蛋唔加”的粤语吆喝，空气里飘着肯尼亚咖啡的焦香和广式烧腊的甜腻这不是什么国际音乐节，是坦桑尼亚人阿卜杜拉新一天的开始。
他蹲在自家杂货铺门口，用抹布擦着“阿达姆商店”的招牌，旁边儿子阿达姆正举着个叉烧包，追着广东本地小孩跑，嘴里喊着“等等我，一起返学！”
官方数字显示，广州常住的外国人超过三十七万，来自两百多个国家，非洲朋友差不多占了四成。
有人说这里快成“小非洲”，但住了十年的阿卜杜拉会摆摆手：“不是‘小非洲’，是‘大广州’这里装得下我的生意，也装得下我儿子的书包。”今天就聊聊，这些外国朋友为啥赖在广州不走，这座城市又凭啥让他们把心留下。
要聊现在，得先翻老黄历，广州的“国际范儿”不是最近才有的，从唐宋起就没断过。
那会儿海上丝路热闹，阿拉伯商人坐着船来黄埔古港，朝廷专门划了块地叫“蕃坊”，让他们住，还允许他们自己选“蕃长”管事儿。
出土的宋代瓷碗上，甚至能看到阿拉伯文字，可见当时就“你中有我”了。
明代葡萄牙人占了澳门，却天天往广州跑不为别的，广州是“粮仓”。
那会儿广州的外贸市场管得严，只许在指定地方交易，但本地人不管这些，该卖丝绸卖丝绸，该换香料换香料，连葡萄牙船长的日记里都写“广州商人比欧洲人还懂生意经”。
到了清代，十三行垄断中西贸易，城西的“夷馆”住满了洋人。
虽然本地人嘴上喊“鬼佬”，转头就教他们用筷子夹鱼蛋，过年还会送腊味。
有老照片存着，穿长袍的中国商人跟戴礼帽的英国人站一起，手里都端着盖碗茶，看不出谁是“外人”，改革开放后，这股劲儿又续上了。
1984年第一批非洲留学生到中山大学，白天在课堂学“你好谢谢”，晚上揣着电子表跑到火车站练摊。
有个尼日利亚学生后来回忆：“本来想赚点零花钱，没想到广州人买东西不还价，三个月就攒够了学费。”
2000年后，小北、下塘、三元里慢慢成了“巧克力城”。
天秀大厦的电梯里，斯瓦希里语、法语、粤语混着说；越洋商贸城的老板，计算器一按，“500”比手势比说英语还管用。
外媒叫这“自发全球化”，广州人听了乐：“啥全球化啊，不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嘛。”
非洲商人在广州扎根
阿卜杜拉第一次来广州是2014年，拖着两个大行李箱，里面塞满了坦桑尼亚的咖啡豆，想换点“中国制造”回去卖。
那会儿他住三元里的城中村，月租三百块，房间小得只能放一张床。
白天扛着样品跑批发市场，晚上蹲在路边吃炒粉，听隔壁摊的非洲老乡说“广州钱好赚，但要熬”。
2008年金融危机后，非洲商人往广州跑的更多了，不是来旅游，是来进货牛仔裤、山寨手机、太阳能灯，这些在非洲农村抢手得很。
广州海关后来统计过，那几年对非小额贸易涨得厉害，最多的时候，白云机场一天能落地三千个非洲客商。
阿卜杜拉就是那波里的一个，本来想做“倒爷”，后来发现“不如把店开在广州，省得来回跑”。
租房是第一关，三元里的房东一开始也犯嘀咕：“黑皮肤的，会不会不靠谱？”后来发现，非洲商人租房有个特点：不还价，但要“拎包入住”。
阿卜杜拉2016年租二房东的房子，对方开价两千五，他直接转了三个月房租，还多给了五百块“保洁费”。
房东阿姨后来跟邻居说：“这些老外虽然话不通，但给钱爽快，比本地租客还省心。”现在“黑人不讲价”成了三元里房东圈的共识，其实是“怕麻烦”语言不通，还价太费劲，不如一口价省事。
2014年广州搞过“三非”整治，阿卜杜拉有个老乡因为签证过期被遣返了。
他自己当时拿着旅游签，急得满嘴燎泡，最后还是房东阿姨带着他去派出所，用蹩脚的普通话解释“他是开店的，不是打黑工”。
民警后来跟他说：“合法待着，没人赶你走。”那会儿确实有人钻空子，假章假证、假结婚的都有，但更多人是想好好做生意，就像阿卜杜拉说的：“谁愿意提心吊胆？安稳赚钱不好吗？”
最难的还是孩子，阿卜杜拉的老婆，2018年在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阿达姆，产房里可热闹了中国婆婆端着姜醋蛋，非洲外婆拎着椰子油，护士站的姑娘们笑着说“这是我们接生的第五百多个‘中非宝宝’了”。
现在阿达姆六岁，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没户口，只能去城中村的私立幼儿园。
每天放学，他都会跟阿卜杜拉说：“爸爸，我想跟小明一样，去有滑梯的学校。”阿卜杜拉摸着儿子的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鼓点与龙舟
在广州待久了，连口味都会“叛变”。
阿卜杜拉现在每周必去早茶楼，一壶普洱，一笼虾饺，用筷子夹得比本地人还溜。
有次邻桌的老广问他：“非洲不是吃手抓饭吗？”他咧嘴笑：“手抓饭香，但虾饺更鲜入乡随俗嘛。”
2022年疫情，三元里封控了二十多天。
阿卜杜拉没囤货，正着急，隔壁的张阿姨敲门，塞给他一兜青菜和口罩：“别怕，有我们呢。”
后来他看社区志愿者忙不过来，也穿上红马甲帮忙送菜，用刚学会的粤语喊“李伯，您要的降压药到了”。
那天他累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外人”，那一刻突然觉得，“我也是三元里的一份子”。
去年广州国际龙舟赛，阿卜杜拉和十几个非洲老乡组了支“非洲鼓龙舟队”。
他们不会划龙舟，就跟着教练练，鼓点打得震天响，别的队比速度，他们比气势，最后没拿名次，却得了个“最佳气氛奖”。
站在领奖台上，阿卜杜拉举着奖杯跟老乡说：“你看，广州连龙舟赛都能让我们玩出自己的味儿。”
变化不止这些，2023年广东出了个移民服务条例，说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的。
政务大厅专门设了“非洲事务专窗”，工作人员会说斯瓦希里语和法语。
阿卜杜拉去办五年期居留许可，本来以为要跑断腿，结果半小时就搞定了。
出来的时候，他路过三元里的祠堂，进去给关公爷上了柱香他也不知道为啥，就是觉得该拜拜，“关公管生意，也管平安，拜了心里踏实”。
房东阿姨现在见了阿卜杜拉，会主动问“阿达姆上学的事有眉目没”，甚至帮他打听私立学校的名额，以前租房是“交易”，现在更像“亲戚”。
阿卜杜拉准备把“阿达姆商店”的招牌换了，用粤语拼音“HINGDAI”在斯瓦希里语里是“朋友”，在粤语里也是“兄弟”，他觉得这个词“两边都沾亲”。
三十七万外国人，就有三十七万种活法，有的开餐馆，有的做翻译，有的在高校当老师。
他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来广州的理由差不多：想找个能赚钱、能安稳生活的地方。
阿卜杜拉说：“广州不把我们当‘客人’，允许我们在这里流汗，也允许我们把未来种在这里。”
有人说“这么多外国人，会不会把广州‘占领’了？”其实想多了。
广州从唐宋起就像个大熔炉，香料和丝绸混过，洋人和本地人聊过，现在不过是多了些非洲鼓点和咖啡香。
它还是那个务实、包容的广州，只是多了点“国际味儿”，就像巷口的肠粉档，每天升起的白汽里，总能混进点不一样的味道那是生活的味道，也是希望的味道。
天快亮了，阿卜杜拉的杂货铺开门了。
阿达姆背着小书包跑过来，手里拿着张画：“爸爸，你看，这是我画的学校，有滑梯，还有黑皮肤的老师。”
巷口的非洲鼓又响起来，隔壁肠粉档的老板笑着喊：“阿卜杜拉，今天加不加蛋？”阳光透过巷子照进来，把这一切都镀上了层暖黄。
广州的故事，每天都这么开始，也这么热闹地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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